材料一   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自有来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

—— 钱穆《朱子新学案》

材料二   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 达此目的，恒须籍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断海潮。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

材料三   《新青年》的出世，其最大的动因是辛亥革命所创建起来的共和国，让人们感到太失望，先觉者于混乱与苦闷中，想为国家、为民族寻找一条新出路。

——改编自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材料一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贡见”的记载，说明汉朝已经与日本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了。孔子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中国向周边辐射的儒家文明板块，对周边“蛮夷”之国的文明进程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东亚外交圈。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国家间的交往多在相邻的国家间进行，打上区域交往的烙印。

——摘编自邹近《张骞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亚国家外交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制。相互派遣使节，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有时候使节团的规模庞大，少则几 十人，多则几百人，蔚为壮观。朝鲜每年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者，国王接受中国册封，使用中国的文字，奉中国正朔，成为中华传统世界藩属国的典型代表。日本向明朝派遣了使者，被永乐帝授予“日本国王之印”与准许来华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促进了明朝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茶器、书籍等大量输入日本，加速了日本国内文化发展。

——摘编自陈奉林《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三   中国一直是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国家，按照东方国家的文化模式建立了一 套国际秩序与规范，即“天朝礼制体系”。中国一脉相承的对外关系史，铸就了睦邻 友好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大而不霸的民族风范。这种独特的民族风范具有 三大基本特征：“止戈为武、兼容开放、协和万邦。”

——摘编自陈奉林《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吴佳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

材料二     它最初产生于北宋时期，盛行于南宋、元明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融合了佛、儒、道三教，将三教理论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之后社会经济政治高度发展的理论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晶。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但在它为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作为官方思想去批判一切的时候，它最终便发展成为恃强凌弱而又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

——赵佳为《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

材料三     李贽提倡个性解放；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封建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     “工商皆本”的口号；唐甄在《潜书·空语》中提及“凡为帝王者皆为贼”；王夫之在《张正自蒙注》     中指出     “理欲皆自然”。这些早期的启蒙思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狂涛巨澜，使中国思想界一度出现了群星璀璨的繁荣局面，他们对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陈寒鸣《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略论》

材料   1938年3月，白求恩抵达延安，要求到最艰苦的抗日前线。到晋察冀后，为了第一时间抢救伤员，白求恩常常将手术台搭在最前线。不吃饭、不喝水、不休息是白求恩一刻不停歇给重伤员做手术时的常态，他创造了69个小时完成115台手术的奇迹。他发明了“毕普”药膏，伤员自己都可以换药，有效避免了伤口感染。他创建了模范医院，同时开办附属卫生学校以培训医生和护理人员。在一次手术时，不小心被感染，他仍然超负荷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不到600字的遗言中，有一半以上都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医疗事业有关。毛泽东写下《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号召全党全军向白求恩学习，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白求恩精神成为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永恒丰碑，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摘编自赵小成《共产党员的模范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