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提出的“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有哪些，分析其思想遭到冷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儒家思想存在的缺陷。概括朱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怎样的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14世纪末明代开国者对贸易、职业活动、地理迁移强加的严格限制，大大减缓了中国境内贸易的发展。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跨区城的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等。
-—罗威廉《大清：最后的中华帝国》
材料二：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思想家黄宗羲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他还反对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出现“第二次商业革命”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明末清初，促进思想界的活跃的背景。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60至90年代，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李鸿章等一批封建官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共和制道路”，发动了武昌起义，最终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917年，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思潮主流。
——摘编自刘仓有《简析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材料二 20世纪初，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与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破除了对儒学的迷信；五四运动的洗礼，破除了对西学的迷信。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感召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武器。
——摘编自袁银传、兰国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及其意义。
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明清时期，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地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1)上述材料中明清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2)分析明清社会生活“因循”与“躁动”并存的原因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重高达70%以上，而重工业所占比重不足30%，畸形的工业结构严重阻碍了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正处于激烈的较量之中，“一边倒”成为我国的外交战略，在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背景下，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成为我国的学习对象。面对亟需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现实要求，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摘编自杜思雨、白晋博《“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建设的探索与基本经验研究》
材料二 “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部分）
| 领域 | 成绩 |
| 经济发展 | 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超过100万亿元 |
| 科技创新 |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
| 脱贫攻坚 | 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 |
| 就业规模 | 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 |
| 社会保障 |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公平和质量较大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
——摘编自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三 从1953年至今，我国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在运用五年计划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方面五年计划不断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在历次五年计划指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又成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方法论。
——摘编自李少青《中国共产党运用五年计划领导经济建设的探索及其基本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施“一五”计划的原因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成就。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的宝贵经验。
材料一 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是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标志之一。英国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在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要咨询议会的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共治。从“模范议会”召开到都铎王朝建立，190年间共召开了175届议会，大约每年一届，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议事立法程序。17世纪中期，随着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1689年的《权利法案》，逐渐树立君主立宪制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但是英国下议院自从1688年后再也没有新的市镇取得议会代表权，而随着一些新兴城市迅速崛起,他们为了获得议会的席位，极力要求改革议会，于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为全面实现普选和以后的议会改革扫清了障碍。
——摘编自蒙夺黄月芬《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近代中国议会大事年表
| 19世纪四五十牛代 | 林则徐、魏源等人对西方议会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 |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 | 郑观应认为,西方“育才于学投，议政于议院”是其富强的根本 |
| 19世纪九十年代 | 康有为、梁启超从“兴民权”的角度,提出“设议院,立议员” |
| 20世纪初 | 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请求速开国会运动 |
| 1909~1910年 | 各省成立了咨议局,全国性的资政院也建立起来 |
| 1912年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 1914年 | 袁世凯解散国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对代议制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模式进行扬弃的产物。这种模式既借鉴了三权分立模式职权明晰、便于监督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会导致效率低下的弊端;既吸收了议行合一模式便捷高效的优点，又克服了它职责不清、不利监督的弊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植根于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把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不与任何其他机构分享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又把立法权、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留给了自己，也把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经由法定程序分别授予了政府、法院和检察院。
——摘编自钟丽娟《从理论到实践，理解和感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议会制确立和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议会制在近代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社会伦理道德的心理惯性依然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碍因素。但是，受五四运动前后急剧动荡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流社会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推因素。
——改编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国人对战争前途走向的认知，既非从始至终都存有必胜信念，也非一直悲观失望，而是随战争形势起落，几经变化。1938年10月后受战争形势影响，悲观情绪不断滋长，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此前相比明显下降。……1943年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令）我们愉快的是百年的锁链已开始解除，我们更能挺起胸，昂起头，以更充沛的精神抗战到底。”
——改编自《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心理变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和1938年相比，1943年国民重拾抗战信心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也存在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 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隋唐以后，东亚汉文化圈并非是中国一个国家所创造的文化，而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国家与中国共同创造的文化。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大融合与借鉴的过程，包括吸收印度和其它西域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互动。“日本模仿盛唐制度，而不取道教；抄袭我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 失为明智。”……而华夏文明也从周边各国获得了新鲜血液。总之，在接受华夏汉文化的同时，东亚各国并未失去其文明的个性。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第三卷)
材料三：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困境，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
——摘编自曾加蒙《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墨法三家思想的共同点，并结合所学概述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及其对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东亚汉文化圈的特点，并用史实说明隋唐以后汉文化圈互动对朝鲜半岛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中华文化向近现代转型时期的特点及其“出路”,并结合所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阐述当代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材料一 唐代官场首重门第。五代门第观念消退，王朝决策权掌握在一批靠个人能力上台的文吏型官僚手中，他们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宋代文官普遍以个体形式入仕，官员个人的出身问题遂日渐凸显。南宋孝宗时，蔡幼学在殿试策论中写道：“文武之别，有出身、无出身之辨，在古盛时，未闻此法。”南宋中后期官员李曾伯在《谢潼漕请举》中亦云“盖官版虽登，尚以出身、无出身之异”。这反映出在当时官僚群体内部，“有无出身”是一条重要分界线。
──周佳《宋代科举政策背景下的“出身”含义变化》
材料二 它（科举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其流弊日深。特别是道光、咸丰以后，一方面列强的入侵，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足以应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西方文化的输入、师夷长技思想的影响，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一批新人开始对科举制度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有人开始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也有人开始对沿袭了千余年的考试制度进行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三 德才兼备、以德为首是孙中山选拔人才的标准。他说“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甚么能干，才能胜任愉快的。”又说：“有才有德的人才能当我们的公仆。”
——房列曙《论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1)根据材料一简述唐宋选官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该变化出现的制度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道咸以后科举制度受到抨击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简述清朝末年清政府对科举制“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并指出其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