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绝非偶然，是和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的。其时，欧美各国都在进行近代化运动。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面对这股近代化运动潮流的不断冲击，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都表示欢迎（顽固派除外）。鸦片战争的实践使林则徐认识到了解西方之重要；鸦片战争的失败又深深地刺激了有良心、有见识的士大夫们，他们沉痛地检讨了中国贫弱失败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睁眼看世界，“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

——摘编自王延涛《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洋务运动》

材料二   洋务派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他们将军事工业的革新看成是首要的突破点。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这样，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大生产方式，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要了解外国，向外国学习，必须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在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

——摘编自汪军《简析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汉武帝北伐匈奴后，收复河套地区，筑朔方城，置朔方、五原郡；开河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郡；修长城、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边防体系，这些管辖机构及边防体系的设置，既有利于抗击匈奴，也有利于加强对新拓地的治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其安全，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属国吸收了不少匈奴原来的官员到各机构担任武官职务，并保留其原有封号。汉武帝从大一统大局出发，以和亲、谈判、派使者出访、置属国等有效灵活的措施，使“拓边”和“固疆”有地的结合在一起；汉武帝时的官方移民，不仅有移向边地的汉族，也有移入汉地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共同生产，共同生活。

——摘编自尼安木、王玉功《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

材料二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彻底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的不利局势，基本上确定了汉对匈奴的绝对优势。在打击匈奴的过程中，为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大月氏。在这一过程中，汉朝第一次得知了有关西域的情况。带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使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不仅将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到当时可以认知的世界之极限，而且募集、迁徙一些受灾的贫民去开发这些新土地，大批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暂时获得了生计，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举动历来饱受非议，历代儒士普遍认为对外战争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以至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摘编自徐彦峰《自然灾害背景下汉武帝开疆拓土再审视》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朝廷势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汉族士绅都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逐渐改变了对西方的政策，采取了现实的“承认主义”，迈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清朝的传统政治结构存在着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不足和不能有效地发挥现代化领导力量，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启动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起步缓慢，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很难走上真正的现代化之路：清朝取消“策问”考试，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知识的增长、精神的独立。“中国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它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

     ——摘编自余海翔《浅谈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材料二   通过“拿来主义”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美国是由英国的殖民地发展而来的，有了可供效仿的对象，更有殖民时期形成的一定的工业基础。独立战争后，政治上的独立只是在束缚其发展的链条上打开了薄弱的一环，英国不允许殖民地拥有自己的经济，于是经济独立的革命呼之欲出。美国是在不断探寻合群生活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形成勇于探索乐于接受一般事实的平实态度。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一生从事一种工作，当人不可能被专业化时，机器的专业化就成为时代所需，这就是惠特尼“通用制”通过“拿来主义”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的开展，美国抓住时机大量“拿来”移民和资本，经济的发展迫切地需要法律的调节，新的法律体制取材于英国的传统法律，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与新社会相适应。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不妨学学美国的“拿来主义”。

       ——摘编自王莹《美国的“拿来主义”与早期工业革命》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长期战争造成国家的极度贫困，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建设工业强国的问题理所当然被提上议事日程。从当时的国情来看，旧中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极端落后，在国际交往中受制于人；在被资本主义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农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当时百废待兴，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有限财力，如果平均使用，可能一事无成。为了对付战争威胁，也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

——摘编自杨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转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唤起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在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背景和在农工产业均衡发展和卖方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带来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转变。1978年至1996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

——摘编自刘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材料一   由于众多的耶稣会士纷至沓来，加上一批中国学者的译介，才使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形成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这一西学东渐也是与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明末，我国“外寇已深，内乱将起。兵不知如何打仗，国家财政万分困难，而学者则在高谈性理，出入禅道，其无补于世艰可知。利玛窦等人适时输入西学，讲究实用，确有起衰振弊之功，起死回生之效”。中国的有识之士在这种影响下越来越注重经世致用的东西，西学派正式形成。

——摘编自曹蓉《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科学》

材料二   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来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