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以西北作为大后方支援抗战，大批政府官员，学者前往青海实地考察，为青海垦殖事业建言献策。在全国开发西北的浪潮的推动下，青海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丈地清赋工作，耕地面积及农产产量在三十年代持续攀升。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关注程度逐渐冷却，青海省政府也逐渐放缓了对本省的农业开发，青海省的农垦活动演变为政府形式化、公式化的敛财手段。
——摘编自狄新昊《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青海农垦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宁夏农垦围绕“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体制、生产结构、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财务包干，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场（厂）负责制，打破了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特别是1983年中央提出“国营农场要办家庭农场”后，自治区农垦局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的若干政策规定》。1984年在垦区开始试办，职工由单纯的生产者变为生产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到1986年底，农垦系统已建起6000多个家庭农场，基本上完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变革。1981—1988年累计实现利润6889.7万元，缴纳税金3929万元，利税合计1.08亿元。
——摘编自廖周《宁夏农垦改革初期问题研究》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政府对青海农垦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2)据材料二、归纳宁夏农垦改革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边疆开发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层管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制定族姓。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改鲜卑姓为汉姓，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禁绝鲜卑族服饰和鲜卑语言。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统一说汉语；改革官制。整顿前期胡汉杂糅的官制基础上，吸收南方汉族政权的某些制度，整顿吏治；继续推行均田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辽世宗即位后，最终确立了辽朝的专制皇权。在朝廷上分设北、南两个枢密院，南枢密院分管汉族地区民政，北枢密院则分管军政及契丹等游牧各部族，皇帝则通过北南二枢密院，对全境实行集权统治。这样辽朝始形成了区别于部落联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和辽政治建设上的共同之处。(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河南植棉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时期河南棉花种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河南植棉业兴衰的认识。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节，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人统治的机制”是什么？概括这种机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
(2)提取材料二信息，简要论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这一观点。
【知识归纳】地方行政体制的发展
| 朝代 | 制度(措施) | 层级 |
| 秦朝 | 实行郡县制 | 郡、县两级 |
| 西汉 | 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前期设有封国，郡国并行制； 汉武帝划分州，为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 | 郡、县两级 |
| 东汉晚期 | 州成为一级行政机构 | 州、郡、县三级 |
| 隋朝 | 精简地方机构 | 州、县两级 |
| 唐朝 | 设道，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安史之乱后，道成为一级行政实体；设置节度使 | 道、州、县三级 |
| 宋朝 | 改道为路，府成为一级行政区划 | 路、府、县三级 |
| 元朝 | 实行行省制(设立行中书省) | 省、路、府、州、县多级 |
| 明朝 | 明太祖废除行省，设立三司；后又派出巡抚、巡按 | 省、府、县三级 |
| 清朝 | 清承明制，巡抚成为省级长官；又设总督掌管数省 | 省、府、县三级 |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性认识
1.特点:
(1)在演变过程中,中央强化对地方的领导、监督与制约,地方则要求一定的独立自主权,中央与地方矛盾始终存在。
(2)中央通过对地方的多层次管理,在分权基础上加强对地方管理者的任免、考核,地方权力逐渐被分割、削弱,集权于中央。
(3)中央派出机构演变为正式的地方行政机构,比如刺史、州、行中书省、巡抚等都体现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
(4)地方行政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对于基层管理的地方化。
2.规律性认识:
(1)中央集权是推动地方行政层级变化的主因。王朝建立初期,一般都要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地方机构进行改革;王朝后期中央集权遭到破坏,中央对地方控制减弱。
(2)分权是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基本方法,但容易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因此中央派出机构往往承担事权统一的角色,最终固化为正式行政机构。
(3)沿袭变革是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变迁的主线。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变迁的一条主线是对前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沿袭和改进,沿袭为主,变革为辅。
(4)“下稳上动”是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层级结构变化的特征。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区划是相对稳定的,而县之上的州、府、省则变化很大。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企业中。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多万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者、苦力运输工、农业雇工等，总数估计4000万人左右。
——摘编自郝贵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材料二 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缺乏文化知识并且和外界缺乏广泛联系，不能亲身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这是影响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李汉俊指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10月，小组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工会制定宗旨和工作方法，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替工人撑腰说话。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受组织委托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夜两班分别教授工人及工人子弟。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讲授反地方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等内容，前两届毕业学员近300人，大多数到基层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
——摘编自成丽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列主义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