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   清军入关前，有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部(包括边疆民族和周边部分国家)问题的政府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廷修订《理藩院则例》,适用于边疆各个民族和地区。《理藩院则例》源于《蒙古律例》,而《蒙古律例》又是清朝先后颁行于蒙古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例》等法令的最后修订本。乾隆六年(1741),《蒙古律例》告成。尔后，又多次增补修订，至乾隆五十四年律例条文已有209条。嘉庆十六年(1811),清廷在理藩院设立“则例纂修馆”,在增补刊 印《蒙古律例》的同时制定《理藩院则例》。《理藩院则例》的编修，虽然是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增补的，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边疆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情况而编修的。《理藩院则例》的制定是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盛世历史报告》

“万元户”

材料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部分农民通过加工农副产品、开展多种经营、搞特色经营等方式先一步富裕起来，由此诞生了众多的“万元户”。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肯定了“万元户”在带头勤劳致富、发展商品生产、改进生产技术方面的典型示范作用。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吸收大批年青的有知识的“万元户”加入党组织。随着越来越多的“万元户”进入党内，越来越多的党员也变为“万元户”，群众看到“万元户”入了党，更加坚信党的政策不会变，都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生产，使中央的农村政策在基层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摘编自董昊《变与不变：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

材料二 下表为1984年前后，四川、河北、湖北、福建等省市每百户“万元户”基本情况统计表

——摘编自何宏权主编《中国万元户》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材料一   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主，遍及多个省区，在列强中位居首位。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筑铁路以达海参眼，并取得东北境内铁路沿线地区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和开矿权。这样，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便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曾发布命令：“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法国逐渐将西南三省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清政府作出承诺“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主张“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美国三次向英法德日等国申明“门户开放”的主张：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摘编自王云红《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行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合兴公司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甬，即宁波）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运动中，还收回另外一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摘编自战逸《清史》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农村赈灾和反共的政治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方传来的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用行政命令主动发起农村合作运动。在“救治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将城市银行的剩余资金贷往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监会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将其规定为国策运动之一。“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步具体化、普遍化，益以各方面的推动，合作事业之进展逐日形蓬勃矣。”但终因未能改变封建制度，农村合作运动未能起到挽救农业危机和复兴农村经济的功效。

——摘编自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粮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并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管理。1930年2月闽西根据地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作为第一个向群众系统讲述合作社的宣传材料，提出了合作社的多项原则，如合作社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等等。1932—1933年，苏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规则，推动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如他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和耕牛以促进生产而自愿结合组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成倍增加，在反经济封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葛文光、李录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合作社的历史沿革及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