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

材料   1921年7月，13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

下表为中共“一大”部分代表基本情况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等编制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延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唐末时定居于广州的侨民已近12万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他们积极参与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唐代外商们可以自由地“任于内地贸易”，几乎在各条路线上都可以看到外商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外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满足国际社会以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近二百年的海禁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即可出洋贸易，由此进入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的闽南海商贸易经营范围相当广阔，横跨环中国南海。国际上，与日本人所在的长崎平户、西班牙人所在的马尼拉、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都经常性地保持活络的贸易往来。贸易经营的货物以丝、瓷、糖、黄金、茶为大宗，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月港出口商品的来源地是多源的，不仅从闽南地区漳州河邻近地区采集收购输出商品，同时也从福建福州、广东等地和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甚至远达山东、四川采购。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漳州河一带社会经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刺激、吸引、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诸省的对外商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涂志伟《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

材料   儒学是封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流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比如宋朝周敦颐、朱熹等人宣讲的“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发展到明清阶段，又出现了一个和“宋明理学”同样重要的学术流派，叫作“明清实学”，其中最具特色的则是早期启蒙思想，陈鼓应、辛冠洁和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对此有充分的体现。该书的导论对这一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潮做了很好的概括：在土地制度上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经济思想上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在政治上，猛烈抨击君权，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在哲学上，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在伦理道德上，抨击三纲五常。

——摘编自丁冠之《论明清实学的早期启蒙思想》

材料   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业”，管仲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士乡规定：“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每家出兵一人，“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这是兵农合一的劳动力编制，对于加强齐的国力当然起不小的作用。管仲相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对于团结友邦、打击敌对势力，提高本国在列国中的地位，收到显著的效果。据统计，齐桓公在位的四十余年间，齐会盟诸侯二十六次，用兵二十八次。这都有管仲的功劳。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清朝是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传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对边疆地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适宜边疆各民族习俗特点的管理边疆事务机构，并适时地颁布了相应的法制。清廷中央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与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各个施政部门分工明确。

乾嘉之际，《理藩院则例》修订告成，在边疆地区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活动，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清廷从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出发，实行“众建而分其势”的基本政策思路。一方面分化和削弱边疆民族各部上层权势，同时又刻意加以笼络和抚绥，如朝觐制度、满蒙联姻。乾隆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但在强调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制定特殊政策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各民族交流、影响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南疆实行的回汉隔离政策、在东三省和蒙古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迟滞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始于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面对广袤肥沃的土地，美国实行了以销售为主的土地政策。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同时特别注重发展铁路运输，1802年颁布《俄亥俄授权法》，规定公有土地的收入所得，按一定比例投入公共交通建设。……美国西部的边疆治理，还面临着如何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移植到西部并成长起来的挑战。这既是美国边疆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边疆治理成功推进的保证。美国政府还推行了“熔炉”政策，核心是是强调盍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但是“熔炉”理论并不像其描述的那样美好，甚至很多时候是极端野蛮的。以印第安人为例，建国之初的100多万印第安人到19世纪末仅剩下2万人。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   在西藏当代历史上，阿沛阿旺晋美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是西藏历史的见证人，他与众多中共领导人建立了革命友谊。其中，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构成了他人生经历的华彩篇章。1951年4月下旬，40岁的阿沛阿旺晋美带领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5月1日上午，阿沛阿旺晋美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参加首都人民庆祝五一游行观礼。和毛泽东主席一见面，阿沛阿旺晋美就将一条洁白的长哈达献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协商，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从此，西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毛泽东亲自拿出一张国民党印的中国地图对阿沛阿旺晋美说：“国民党印的地图把西藏贡布江达以东划进了西康省，这不符合西藏的历史，我们把它改过来，把西康省同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地区之间的界线划在金沙江，这样符合历史。你们对此有什么意见？”阿沛阿旺晋美听后很感动：“只有共产党才能尊重历史，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他向毛泽东表示：“这样做符合西藏的实际和西藏人民的愿望，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关怀！”

——摘自韩博王海毅《阿沛阿旺晋美与中共领袖们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