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张謇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他在回顾办学历程时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纺纱需棉，须产棉地，乃创立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立农业学校，此校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需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仅有”。他还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

——摘编自程绍珍《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职业教育在人民期盼中、社会诉求中发展而来。需要宣传反封建的文艺人员，就设立高尔基戏剧学校；需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设立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持筹握算的会计人员，就设立财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工会承担、合资入股、个人捐助等方式。党与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为教学创造条件。红军大学就地取材，自来水是从高处用竹筒把水引过来，住房是利用大树的树杈建造；医学学校门板当黑板，沙盘和木笔作为纸和笔，学校还借用民间桌凳做课桌，学生使用的教材均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编写油印。

——摘编自孟京奥、雷前虎《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苏区探索》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迈上法制化轨道。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从2000—2018年，高职学校数从442所增加至1418所；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数从100．9万人增长到1133．7万人；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从8．7万人激增到49．8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编自宋乃庆、郑智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材料   司马迁《平准书》：“汉兴，……於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是时吴王濞既即章郡铜山铸钱，文帝又赐邓通以蜀严道铜山，得自铸。《汉书·食货志》言吴、邓钱布天下。此亦开兼并之端。贾山谏除铸钱令，谓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盖为此发也。文帝之政，亦可谓敝矣。至景帝中六年（前144年），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五年（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币制乃稍定，而五铢遂为最得民信之钱。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内翻两番。这要求中国经济在20年内保持年均7.2%以上的增长率。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提振预期的政治表述，因为这样的增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20年里，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不是7.2%，而是9.5%；而且高增速也持续了不止20年。虽然7.2%和9.5%仅相差2.3个百分点，但如果是以7.2%的速度增长39年，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1978 年的15倍，而实际上中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与此同时，从1978年到2017年的3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14.5%。2017年，中国已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被许多国家称为“中国奇迹”。

——摘编自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态势与新时代转型升级展望》等

材料一   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认为国家有效治理的标志是王朝的长治久安。西汉的贾谊认为，求天下之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一强干弱枝的思想为历代王朝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多数思想家认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在于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贾谊指出，统治者应“建久安之势”，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也体现出对富强的追求。历代的政论家主张富强之策应先注重边境安全。唐朝陆贽指出，“虽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无粟不能守也”，强调粟米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中蕴含的另一个主题是国家如何对待民众。儒家主张以仁义德教治国，国家之于民众，应该“明礼义以一之，至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统治者不应把聚集财利当作治理的目的，以免伤害民众和农业生产。

——摘编自孙晓春《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与社会治理实践》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剿匪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缔赌场妓院。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拥军优属，表彰各级模范，形成示范效应，建立起新社会的道德风尚，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成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针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矛盾，政府将计划经济的思路引入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众予以帮扶救济。在城市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把城市居民纳入到各类单位之中。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纳入到农村的集体组织管理体系之中。

——摘编自王建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材料三   1978--1997年间，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社会的管控，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治理结构和主要原则作出了新的规定，改变农村“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放松城市“单位制”“街居制”以及街道、户籍管理，推进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的管理权限改革，改变对人口流动限制过死，限制条件过多的局面，推动人口在城乡之间、农村之间、城市之间以及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从1982年实行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起，专门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中共十三大制定国家发展“三步走”战略中，在确定每一步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相应确定了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些表明，伴随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社会治理变革巨轮开始启动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彰显，推动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摘编自钟宁、沈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

材料一   《四洲志》是近代第一部国人所译的外国史地学著作。编译时，林则徐有意地调换了原书中介绍国家的顺序，按照亚洲一非洲一欧洲一美洲的顺序进行叙述，遵从了中国人以“天朝上国”为世界中心的习惯。他将选编的重点放在各国的兵制、统治情况，以及历史中对外交战的情况。从《四洲志》可以看出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器物，而缺乏对于自身政体缺陷的反思。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后果只能是空想出一个自己认知框架内的西方世界，而完全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乃至于思维方式。通过林则徐在鸦片版争中的表现，也能看到这种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李昊洋《从〈四洲志〉看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影响》

材料二   1874年冲正修编纂出版《支那地志略》，开创了近代日本编纂中国地志之始。该书吸收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录和研究成果，诸如经纬度的利用，新式地理词汇的使用等。该书作为当时日本人的学习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读本。此后，日本人通过收集情报，来华实地踏查，翻译中国和西方人著作，编纂地志研究和认识中国。1880年高田义甫编纂有《清国地理小志》，1882年岸田吟香编有《清国地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在华调查资料编有《支那地志》，1893年安东不二雄编有《支那帝国地志》，至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达到一个高峰，也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到达一个小高潮。

——摘编自郭墨寒《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