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材料一   “民国船王”卢作孚曾经主持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他在实验区修筑铁路公路，治理河道河滩，兴建工厂，创办学校，规划城区，绿化环境，建立运动场、报社，开办农村银行，还创建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他甚至在实验区民众俱乐部放幻灯片时，亲自手拿话筒，为峡区百姓讲解屏幕上出现的飞机、轮船、火车等，让乡民了解世界。得益于良好的基础，抗战时期，北碚成为陪都重庆的重要迁建区，大量机构、学校进驻北碚，无数文人、政治家、军人在这里传下佳话。

——摘编自刘重来《被遗忘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作孚即向全体职工提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我们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在厂矿内迁运动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出川军队共计270.5万，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大批学校，文化团体，医院等也由民生公司帮助下内迁大后方。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附属产业和投资业共有7家，重点在采煤、机械、冶炼、纺织、商贸、建筑、金融等项目，为稳定和发展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卢作孚顺应时势抓住机遇，扩大投资、开发实业，努力实现其“实业救国”的夙愿，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

——摘编自汪洋《论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材料一   在《战国策》和《汉书》中，古人就提出了“爱国”和“爱国如家”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四位一体的。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的忱乐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君主是一回事。古代爱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的统一国家，只能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一统天下。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沿着古代爱国主义者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千年史策耻无名”，辛弃疾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志士虚有少壮年”。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1899年2月，梁启超发表《爱国论》，认为“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该文也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梁启超在文中强调，爱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他说：“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掌、右悉、左悉、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清代前中期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已出现客籍雇工，不仅有外乡的，还有外县的、外省的，甚至北方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南方雇工……这一时期，多数雇主雇的工人人数在十人以内，但在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雇十几名、几十名、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工人的情况，雇十几名以上工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冶铁业、采煤业、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伐木业等。如陕西一个“大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

——摘编自李治亭主编《清史》

材料二   统计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头3年间，有300余万农民进城就业，占同期城市就业人数的30%。1957年至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4%。于是，1960年年底，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企业的关停并转，精减大批城镇职工返回农村，实行“逆向转移”。从1979年到1997年的18年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在主要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渠道的这次转移过程中，呈现出自发转移的特征。2002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并要求各地认真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劳动合同管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摘编自兰荣禄《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