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材料摘编自《中外历史纲委》等

材料   秦汉时代的徭役，大致包括田赋、人头税和徭役。北魏太和九年（485）颁布了均田制，规定男子年15岁以上，受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妇女20亩，如果是二年休耕一次的地，则加倍受田，三年休耕一次的加两倍受田。隋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受田农民除缴纳租调外，可以庸代役即以实物税代替劳役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推行两税法，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一年分夏秋两次纳税。万历九年（1581），在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下，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以县为单位，将所有赋税合并，征收货币。康熙五十二年（1713）下令，以康熙五十年各地所报人丁数作为丁银的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摘编自吕建中《中国古代赋税制度述略》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商品经济达到了历史上较高水平；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广阔，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富商大贾。城市如“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栎邑(秦)，“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的邯郸(赵)；商人如陶朱公范蠡、儒商鼻祖子贡、慧眼识人的吕不韦，他们甚至走到了历史前台。

——摘编自吴继轩《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析》

材料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法令，宣布私自盗铸金钱者死罪，并废除一切旧币，发行“五铢钱”，汉朝的币制自此稳定。在桑弘羊的建议下，汉武帝增设大农部丞对郡国盐铁官进行整顿，并设置36处盐官，分布在27个郡；至少设置48处铁官，分布在40个郡国；对于小邑和乡村，则特准商人在交纳重税的条件下把盐分销给消费者。面对郡国因纳贡带来的高额运输费用问题，汉武帝派遣大农部丞分赴各地充当特使，并指派各地均输官“输其土地之所饶”，最后由京师平准官实现“贱买责卖”，此外，汉武帝还向工商业征收“算缗”(每值2000钱则纳税一算，即120钱)，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招发，“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摘编自魏艾《国有专营制度：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保障》

材料一   曹魏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即，由中央委任“中正”官，把人才接“德、才”和门第出身，分为“上上品、下下品”等九个等级，方便朝廷任用人才。然而，这一制度对于人才评品的标准，由“中正”掌提，人才选拔的范围，逐步被局限于门第出身的小范围内，“德、才”要素被淡化，导致“德巴不免于伪为，而况中正亦未必定有衡鉴之才”，甚至出现“中正”官趋势、畏祸、私报恩仇等情形。其结果，逐至“惟能论其闲阅，非复辨其贤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

——钱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张荫麟、吕思勉《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升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纸阶层之间，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 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   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   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民国成立后，在振兴实业的热潮声中，初步建立了现代经济法制体系，有利   于中国现代工业的成长，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有利的   外部环境，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工业自民国成立后一波长达10年之久的快速发展时期， 中国的现代经济水准有了一定提升，经济面貌有了一定改观，并由此带动了政治、思想、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

材料一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新航路开辟以后）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设计的以156个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3）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摘编自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一   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发展对外交往。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国古代封建政府对外交往的距离由近及远，从西太平洋地区拓展到印度洋地区。交往的对象——“四夷”，由最初的王朝域内边疆部族，扩展到王朝周边的政权，再到更远的城外地区。中国古代封建政府对外交往主要沿传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分别从西域、东南亚地区向西延伸。随着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路线。在官方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民间对外交往始终存在着，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容。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1985年5月4日，邓小平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一方针，解决国际问题，解决我们同国际上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

——摘编自《邓小平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