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不少知识分子强调语言统一的重要性。1901年蔡元培提出，语言为“接续思想之记号”，文字“又语言之记号也”，传播思想不能“越语言而径凭文字”。因此，他提议“于初级学堂立官话一科”。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提出，“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

——摘编自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贫弱，百废待兴，文盲率高达80%以上。党和国家大力推动语言文字改革，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就启动相关工作。到50年代，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专职机构，并围绕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开展改革。

——摘编自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等

材料一   1923—1924年间，民族电影公司纷纷成立，国产影片开始抢占市场。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周刊》正式创立，该刊审慎地选登民族电影人的创作理念，兼以介绍国外电影发展，以期潜移默化地引导电影观念。如该刊当月发表的《赤俄新影片》一文指出，“自经革命，无产阶级专权，其所表现，不同于‘富贵、情人’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臭气逼人，浅一点的描画本国（俄国）无产阶级得政后的生活的安乐，深一点的直痛激地表露人无可解脱的悲哀”。

——摘编自马健《国民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电影报刊实践与电影观念宣讲考论》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电影界开始“向左转”，创作出一大批有时代担当、有社会意义的左翼电影作品。如《十字街头》描写了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三十年代的青年们的苦网，和他们的最后觉醒，走向抗敌斗争的时代要求。《都会的早晨》描绘了分属于两个阶级的同父异母兄弟的不同人生，进而肯定劳动人民的善良与伟大，否定了资产阶级剥削者的虚伪与卑下。

——摘编自王纯菲《中国左翼电影的成长范式与价值重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