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延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唐末时定居于广州的侨民已近12万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他们积极参与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唐代外商们可以自由地“任于内地贸易”，几乎在各条路线上都可以看到外商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外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满足国际社会以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近二百年的海禁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即可出洋贸易，由此进入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的闽南海商贸易经营范围相当广阔，横跨环中国南海。国际上，与日本人所在的长崎平户、西班牙人所在的马尼拉、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都经常性地保持活络的贸易往来。贸易经营的货物以丝、瓷、糖、黄金、茶为大宗，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月港出口商品的来源地是多源的，不仅从闽南地区漳州河邻近地区采集收购输出商品，同时也从福建福州、广东等地和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甚至远达山东、四川采购。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漳州河一带社会经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刺激、吸引、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诸省的对外商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涂志伟《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

材料一   清朝时，北京有很多皇家园林，由内务府的特别机构奉宸苑管理和维持。紫禁城内有皇家花园；皇城内有北海、中海和南海三大湖泊，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城郊有颐和园。此外，北京城还有众多皇室庙宇，如社稷坛、太庙、天坛、地坛、先农坛等。高官显贵往往拥有华丽的花园，老百姓只能偶尔逛逛民间庙会和城郊的西山，街道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娱乐场所。1914年，民国政府建立京都市政公所，让其担负改造旧的城市面貌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同年，社稷坛被市政公所改造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其建设经费主要依靠北洋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居民捐赠以及门票收入。后来，北海、天坛、颐和园等纷纷向公众开放，近代公园逐渐发展成为集娱乐、商业、文化和政治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

——据（美）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

材料二   清末民初， 归国学人引入西方“都市森林化”城市规划理论。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第一次下令要求各省市筹建森林公园，以开发城市风景、增益民众健康，南京、北平等先后响应。1934 年，经实业部再次敦促后，汉口、开封等着手试行；两年后，实业部又提醒其余省市筹设切勿懈怠。然而不久后该令几近中止，森林公园建设不了了之。许多“在建”的森林公园并未完成；建成的森林公园，因城市交通和经济条件所限，主要吸引热衷西式生活风尚的都市青年或中上层社会群体，普通市民对森林公园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据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

——据韩若楠等《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材料   在西藏当代历史上，阿沛阿旺晋美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是西藏历史的见证人，他与众多中共领导人建立了革命友谊。其中，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构成了他人生经历的华彩篇章。1951年4月下旬，40岁的阿沛阿旺晋美带领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5月1日上午，阿沛阿旺晋美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参加首都人民庆祝五一游行观礼。和毛泽东主席一见面，阿沛阿旺晋美就将一条洁白的长哈达献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协商，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从此，西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毛泽东亲自拿出一张国民党印的中国地图对阿沛阿旺晋美说：“国民党印的地图把西藏贡布江达以东划进了西康省，这不符合西藏的历史，我们把它改过来，把西康省同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地区之间的界线划在金沙江，这样符合历史。你们对此有什么意见？”阿沛阿旺晋美听后很感动：“只有共产党才能尊重历史，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他向毛泽东表示：“这样做符合西藏的实际和西藏人民的愿望，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关怀！”

——摘自韩博王海毅《阿沛阿旺晋美与中共领袖们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