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气候异常干燥，地形复杂，加之骆驼、马匹运载能力有限，更为严峻的是唐与吐蕃及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剧增。安史之乱后，“国家用度”尽仰江淮。宋朝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政府转而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利用先进技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海上，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后，海上丝绸之路愈加发达。最终绿洲古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价值。

——据费正清《剑桥中国古代史》等整编

材料二   开辟“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在于：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摘编自《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

2 . 材料：社会救济，是中国古代历朝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明初设养济院收孤苦无靠者，按月发口粮。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这是正律中首次纳入社会救济保障条款。清代的法律也有相关规定，灾荒救济，高龄老人赡养，设栖流所以收养贫民，孝子节妇贫苦者，贫苦读书人等。

材料一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材料二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材料三   “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造就》

材料二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一　隋代虽置三公，以高官不除。其秉国钧者惟内史(中书)、纳言(门下)，而尚书令事无不统，即不预机事，亦称政本之地。                                                

——永瑢《历代职官表·内阁》

材料二　唐制：每事先经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还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

                                                                                   ——朱熹《朱子语类》

材料三　议事已定，德彝(尚书仆射)数反之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中书令)、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尚书仆射)而亲德彝，(以上所提人物都是宰相)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由是忤旨，会瑀与陈叔达(宰相)忿争于上前，瑀、叔达皆坐不敬，免官。(此后，李世民下旨)：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资治通鉴》

材料一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首），无返！”   

——《史记·商君书》

材料二   秦之胜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政治行政中心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和强权。一个巨官僚机器的高度精密可靠的运转，本身就被视为最高目的。在这种秩序崇拜的权力哲学之中，吏员不过是官僚机器的齿轮与螺钉，民众不过是人格化的力役和赋税。他们仅仅在数量和功能上具有意义。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三   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世之有民也，固先于国，且建国以为人乎？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

材料一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和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全国人民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128%，农业总产值增长25%，钢产量增长近3倍。同时期，我国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材料二   1958年8月，报纸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在炼钢原料缺乏的情况下，群众只好把家中的铁器和做饭用的铁锅投进小高炉……

材料三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历史已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科学史话》

材料一 中国独代科举制大事年表

——摘编自《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材料二 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