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海洋政策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北宋政府禁止在海上与辽、金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质流动，设立专门针对辽的海防机制。宋代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实行抽解和博买，并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从事海洋经济活动。宋代海洋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利益取向，中原王朝中第一次以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沿海地区商业出现兴盛的局面，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大兴。宋代海船逐渐采用水密隔舱等技术，使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海陆联结之地的居民被编为特殊的户籍——船户与渔产。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洋政策新变及其国内效应》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
| 时间 | 政府政令 |
| 洪武十四年 |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
| 永乐三年 | 泉州、宁波、广州，等三处市舶司更名为“来远”“安远”“怀远” |
| 顺治十八年 | “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
| 乾隆二十四年 | 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由粤海关行商垄断对外商贸易事务 |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洋政策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国内效应”。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历史趋向及原因。
(3)根据上述两则史料，简析宋代以来海洋政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西汉末以前，所谓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太尉掌管武事，时设时废。《汉书》往往每逢大事，辄载：“事下丞相、御史。”唐代的行政中枢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若论其实，侍中、中书令在唐方为真宰相，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即宰相的构成愈加复杂，中枢权力更加分化。
——摘编自施建雄《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材料二 通过这一调整，朱元璋大大地提升了皇帝的权力，致力于实现其所谓的“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的构想，然而改革的弊端也立时显现。据史料记载，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前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1160件，共计3291件事。大小事务都要汇集到皇帝那里作出最后决断，对皇帝的个人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摘编自李子龙《虽无宰相之名 实有赞襄之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唐代宰相制度的变化，并对其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对宰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
材料一 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摘自拉贝《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4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材料四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周松涛口述证言：
三台洞的大屠杀是我在江这边亲眼所见。虽然当时只有十几个日本鬼子，是从燕子矶过去的，但他们打死的人不计其数。这些日本鬼子先用机枪扫，接着又用刺刀戳……1938年，我有一次去下关卖柴，日本兵拿中国人开心，用刺刀戳我的头，我当时血流满面，到现在头上还留有伤疤。
材料五 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摘自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
材料六 “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没有30万人”“埋葬数之多不过1300到1500具”“城内埋葬数至多为623具”。
——摘自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见证》
(1)史料根据呈现形式可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请以此标准对上述史料进行分类。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五、六的论定哪一个更可信，并说明理由。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在史料运用中应坚持的原则或方法。
材料一 左图为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家族墓）中出土帛画《非衣图》的一部分。该部分描绘的是“天界”景象，人首蛇身的女娲居中，周围有目月、扶桑、升龙、神仙、怪兽等，寓意死者可以成仙，像鸟一样飞升上天。该墓还出土了大量帛书和简牍，包括《脉法》《阴阳十一脉柩经》等养生类书籍。
材料二 左图为《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画像石。刻画了汉景帝末期蜀地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讲经的情形。
材料三 文翁通《春秋》，“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修学堂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汉书.循吏传》
（1）上述材料中包含了哪些史料类型，依据材料举例说明。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西汉前期治国理念的转变，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吕氏春秋.上农》
材料二 《春秋.谷梁传》：“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国语.齐语》：“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清净优越之地）；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日士，辟土殖谷日农，作巧成器日工，通财鬻货日商。”西汉刘安《淮南子·齐俗训》：“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材料三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明代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焉，以求尽其心。”。
材料四 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明代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明朝中晚期）奴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与为朋矣”。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15世纪以后的明朝，“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逐渐变成了“士商工农”。
材料五 光绪二十八年，中国首个商会正式成立。同年，清政府设立商部。次年一月商部奏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商务总…….”至宣统三年计有商务总会五十余所，商务分会八十余所。……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商会法》，同年全国各地正式组织的商会达1242个，会员在24.5万人以上。清末，商会曾发动或参与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国会请愿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诸省商会大都赞成革命共和。新中国成立后，另组工商业联合会，旧商会始告解散。
——摘编自朱汉国、马世力主编人民版《历史（必修）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
（1）提炼材料一强调的基本经济原则，简述统治者强调这一原则的初衷。
（2）从材料二的多种史料看，我国古代的“四民”有哪些方面的区分？指出这种区分的本质。
（3）分别概括材料三中司马迁、王阳明对“四民”及其从业的看法。
（4）阅读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归纳两条明朝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原因。
（5）阅读材料五并结合所学，指出步入近代后中国商业地位得以提升的原因，列出一例商人或商会为近代前期中国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史实。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19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活动的价值。
材料一 三省六部制是起源于秦汉三公九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发展演变，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规范完善的一种中央政治制度。唐代的三省制实质上是将宰相的权力分由三个部门掌握，以利于防止宰相擅权专政；三省制中三省之间分工明确，相互监督，尤其是作为中央决策审议机关的门下省具有封驳大权，充分体现了三省之间的权力制衡，有利于防止一省权力过大；三省制中三省各司其职，各部门的职责划分精细，部门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部门的行政效率；三省制的“封驳”制度有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下属各部门呈报的重要奏章，必须通过门下省审议，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驳回修改，循环往复，直至认可后方可送中书省，呈交皇帝批阅。
——摘编自杨峰飞《论三省六部制对当今大部制改革的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材料二 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建立“权力分立”的限权政府。“政府应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也就是总统执政，由总统掌管行政部门以及各行政机构，总统完全独立于国会这一立法部门，不必对国会负责，这两大部门还要加上以最高法院为首的司法部门……每一部门都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并制约着另外两大部门的权力。这三大部门各自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美国宪法明确地将国会置于政府权力的中心，但即使在国会，也存在着监督和制约，因为国会本身划分为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而且两院必须以一致的方式批准所有的法律。总统对法律的实施负责，而法院则就有关法律问题的争议进行裁决。这就是互相制约、求其平衡的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岳西宽《略述美国三权分立制形成的过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唐代分权制的特点及其实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代分权制相比，美国三权分立制的不同，并分析美国三权分立制的成因。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河南程氏遗书》卷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诫，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在西方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对这一概念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添加进去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成分。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德性、古罗马的契约精神、中世纪的救赎道德、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精神，都成为这一概念的文化因子。
——摘编自李嘉莉等《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
材料三 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处世哲学，至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儒家历来注重诚信，认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利益追求最大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人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生，诚信缺失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道德现象。
——王艳波《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方诚信观念的“文化因子”，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诚信观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诚信思想对当代社会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