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著述外文单行本发行排名前5的文章

——摘编自张放、严丹《毛泽东著述多语种版本的海外传播及利用》

材料一   国共对峙时期，主力红军不断加强与地方联系，在群众工作中将帮助建设党组织放到重要的地位，有效地纾解了动员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使武装暴动向建立政权转化。如红四军第一纵队在闽西分兵时，就在各处派出政工干部，“有党的地方，就作区委委员或副书记，无党地方创建党，对外为红军政治部的代表，帮助苏维埃工作。他代表一纵委的精神，实现一纵委的工作路线”。依托地方党组织，主力红军能够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来推动革命，也使主力红军有了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坚实基础。苏区在地方上实现了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基层社会，三者领导机构合一、苏维埃主席同时是党的支部成员，党的支部书记是苏维埃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掌握着地方武装。这样的体制很有效率，很适合扎根基层开展革命的需要。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结合在一起，如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整党整风”“一五”计划等党和国家一系列维护新生政权的举措中，军队的主要任务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亦需围绕党和国家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依据军队内的思想情况，消除军队内不良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方针，宣传党和国家时事政策，培养阶级意识，激发军人维护新生政权的积极性，维护政权建设的热情。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体现在混合军种的建设、军队三大条例的颁布等多方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开展，是党为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长远考虑。

——摘编自赵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49—1956）》

材料   19世纪末，严复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蔡元培在《自题摄影版》中云“山阴蔡元培……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可见他也接受了“自由”的观念。……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已有“教授治校”的构想，从1917年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到1919年北大评议会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教授治校”制度逐渐完善。

制度规定，评议会的评议员从各科学长、教授中选出，每五名选一名；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会的职权包括“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行政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教授聘任与辞退”“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等等。各系成立教授会，教授和讲师均为会员，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学方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实行教授治校，就是要以民主的名义，反抗校长独断专行，彻底改变官僚衙门的作风……在校外，它亦有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政治派系势力对学校的侵入和控制。蔡元培在思想和实践上对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所做的贡献，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界达到高潮，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沈红梅《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潮的形成》

材料一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是指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战国后期仅剩下七雄与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此后，认为自己继承了华夏文明正统的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再往后直至现代，基本都沿用“中国”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改编自葛剑雄《“中国”名称的由来及“北京”称谓的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当局仓促立国，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迫愈紧，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经历抗日战争，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各民族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共以农村为基地，动员民众，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于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改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材料   王崇伦，1927年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农村的一个贫苦人家。1949年，鞍山解放了，王崇伦望着满目疮痍的鞍钢，决心为建设新鞍钢多出一份力。从此，他一头扎进了书本，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化、技术知识的学习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鞍钢职工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年轻高级技工之一。1952年，王崇伦所在的工具车间承担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工飞机副油箱拉杆的任务，王崇伦设计并制造出利用刨床加工拉杆的特殊卡具。1953年，王崇伦作为鞍钢北部机修厂工具车间的刨工，相继革新成功7种工、卡具，发明了“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几年的生产任务，提前跨进了1956年，成为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线工人，从此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摘编自《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

材料一 海图是指以海洋及沿海陆地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地图。宋元时期，中国海上活动频繁，航海图的制作与使用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的航海图，大多详细记录了航线和港口信息。明清时期，除航海图外，还出现了海防图、沿海形势图等，如明代的《筹海图编》，不仅详细描绘了沿海地区的山川地形、岛屿分布、潮汐水流等自然地理信息，还标注了军事要塞、烽火台、港口炮台等信息；又如清朝嘉庆时期的军事海图《台州府太平县海洋全图》，不仅详细记录了台州府沿海的地理信息，精确标注了地形、水文等，还明确划分了内洋与外洋的界限，尤其强调炮台和信号站的位置。

——摘编自朱鉴秋《中国古代航海图发展简史》等

材料二   1869年，福州船政局的干吏黄维煊绘制的《皇朝沿海图说》被认为是译自英国人的绘图。1874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了《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其中的克来格岛、挨金可尔特岛等地名均来自英文音译。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赴英国专习测绘海图技术。1895年后，程鹏、陈寿彭、朱正元、童世亨等晚清士人，自发地从英版航海图中汲取新知，编译海防图。程鹏绘制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大旨据英国海部图”但“命意不同，注重陆岸形势”。此后，中国传统航海图和海防图二分的局面逐渐消融。

——摘编自何国璠韩昭庆《明清时期中国海图方位的演变》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