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奠基时期;1978—2012年的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的走向成熟时期。其中，每个大的发展阶段又可根据其阶段性特征，具体划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

——据马敏《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据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材料一   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材料二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到：“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就此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了外交僵局，也让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年瞬间——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方针》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   邓宝珊(1894-1968)，名瑜，以字行，甘肃天水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早年父母双亡的他，15岁戎马从军，在辛亥革命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且参加了著名的伊犁起义；随后参加了华山聚义、三原起义，一直战斗在陕西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第一线。国民革命时期，参加了西安解围、中原大战，后入甘理政，一直活跃在中国西北的政治和军事舞台的中央。八年抗战驻榆期间，支撑北线，保护陕甘宁边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解放战争中反对内战，促成北平、绥远和榆林的和平解放，被称为“和平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主政甘肃，勤政爱民，成绩卓著，被称为“甘肃人民的好省长”。

材料一：1870～2010年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库兹涅茨，1999；麦迪森，2003；米切尔，2002；Word Bank，2015

——摘编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服务业现代化理论分析》

材料二：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服务业占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能够达到7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90%，美国接近80%。就世界服务业的平均发展水平而言也达到了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达到50%左右。进入21世纪，美、英、德、日、法等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迅猛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世界服务贸易还会以较快速度保持增长，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韩岳峰《美国服务贸易特征模式研究》

材料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亿元增长到427032亿元，年均实际增长10.5%，占GDP的比重从24.6%上升至51.6%；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8.4%上升至58.8%，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至2017年底，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就业市场的主体，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4.9%，高于第二产业16.8个百分点，服务业新增税收占全部新增税收收入的比重的54.3%，是税收增长的重要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服务业快速发展、加快转型，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新引擎，谱写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擎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材料   一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全球化的兴起，在没有统一的“全球法”或者说“超国家法”的情况下，国际领域亟须通过第三方权利的权威裁判来化解纠纷。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晚清统治：者及民众不得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国为天下共主”的迷梦中苏醒。当时的中国也被迫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主权为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在《南京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沦丧，并成为列强撕裂、瓦解中国主权的重要切口。晚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了司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系。

——摘编自章安邦《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论丧与维护》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