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雍乾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基本上沿用明代以来的农具，如犁、耙、镘、香（锹）、铧、铁搭、田荡、长镜、钱铲、锝、耨、钼等，但是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这些农具较之明代都有所改进，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如这时的犁与明代的相比，部件减少，操作更加方便；铧的面积缩小，减少了耕作阻力，犁壁扩大，增大了耕作幅度，提高了耕作效率。在南方，如松江府的农业生产，普遍使用耕牛；在耕耘除草技术上，实行“三耘”。他们宁愿“少种多收”，也不要广种薄收。史称：种稻，“南土多收两熟者，上熟厚下熟薄。上熟移秧栽芸如他处早稻，六月中旬获，先十日撒种禾下，获去上熟，下熟秧长四五寸，以锄芸之，如治早种法，八月秒获，仍种大麦名三月黄者”。这是二稻一麦轮作复种一年三熟制，土地的利用率提高至300%｡

——摘编自《李龙潜明清经济史》

材料   在夏、商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西周以血缘为纽带，在强调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前提下分封诸侯。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天下”“禹迹”为核心的疆域认同。在“天下”范围内，正统或共主地位成为历代王朝的共同追求。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最初体现为天命观。西周铭文及《诗经》《尚书》，皆称文王、武王“受命”。“受命”的关键是敬德保民，天命所归必是民心所向。春秋时期，诸侯亦可称先祖“受命”，“天命”不再是周天子专利。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追慕夏人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中原诸侯亦以“诸夏”自居，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管仲也强调“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面对春秋战国混乱的秩序，齐桓公“一匡天下”，楚庄王问鼎中原，皆有一统天下之志。兼并战争带来连锁反应。战国七雄纷纷变法图强。变法的主题不外乎强化君主集权、尊贤、尚法、富国、强兵。在时代巨变中中央集权已呼之欲出。春秋战国商业空前繁荣，商人活跃于各诸侯国间，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商品贸易。无论是中原诸国还是与“蛮夷戎狄”杂处的秦、楚、吴、越等，都继承了商周以来的汉字系统、文化典籍和礼乐文明。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融合与扩大。

——摘编自陈民镇《春秋战国的基本走向》

材料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为逼蒋抗日，率部“兵谏”，软禁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从停止内战、和平解决事变的大局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和支持张、杨。

10月17日，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5个条件。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张闻天在毛泽东作了报告后发言补充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12月22日，周恩来会晤宋美龄。周恩来一再申明：“在中国的目前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

12月24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周恩来采取“触龙说赵太后”的方式向蒋表明，共产党目前丝毫也不想做出不利于委员长和南京政府的事情，并希望所有的问题得到解决。最终，蒋介石表示愿意停止内战。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由张学良陪送飞往洛阳，次日回到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像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作用，但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卓越能力得以彰显，并得到了历史的检验。

——整理自薄谊萍《论中共应对西安事变突发事件的能力》

材料   1912年－1979年不同时期的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