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受到海外市场的拉动，但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却遭到明清统治者极其顽固地抵制。清代初年，政府规定：私自经营进出口贸易者一律处死，货物全部没收。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格规定“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记载了当时“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税费日增”，各种货物的税率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存在“向来人要税，货也要税”的现象。18世纪后期，面对西方殖民者以外交手段与中国建立贸易交往关系的诉求，清政府却认为西方商人是慕华而来，倾心朝贡，广州知府蓝鼎元便指出“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的严重问题。

——摘编自刘玲《明清之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及其丧失》

材料二1890~1912年，全国资产万元以上的纺织厂有25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1家，当时“妇工、童工的劳动已经成为新式工业尤其是纺纱的重要力量”，家庭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如厦门工业80%~90%的厂家都是华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厦门的裕昌米粉厂每月出产的10余万斤米粉还大批配运至南洋各地。1920年，厦门地方人士发出开辟马路的倡议，成立厦门市政会，负责工程审议和筹款，进行马路建设。据1930年统计，泉、漳两市共计有泉国公司、泉洛公司等23个汽车公路公司，行车里程达1691公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在全球尤其在东南亚经济圈中的战略影响愈益广泛。

——摘编自张莉《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材料一   1975年，（北京）延庆县西拨子村发现了青铜釜，其内装五十余件青铜器，有鼎、匙、耳环、斧、奔、凿、刀、猎钩、锥、戈等生活用具以及生产工具和兵器，其时代约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从器形和花纹上观察，这些铜器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和北方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例如，其中有一件口沿饰有重环纹的铜鼎残片，其纹饰可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出土的铜刀、铜匙、铜猎钩等，也都与我国北部地区同时代山戎遗址出土的器物相.似，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

——摘编自章永俊《北京古代手工业发展因素探析（续）》

材料二   清朝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达的时期，人口大量增长，农业劳动人口饱和.向手工业转化，因而只能放弃新技术，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代替。在各类手工业当中，丝织业是比较发达的一种。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的生丝产量每年约7.7万担.其中商品丝约为7.1万担，价值白银1202.3万两；丝织品产量为4.9万担，价值1455万两；两项合计12的价值2650余万两。这其中江南地区所产的丝和丝织品在总额中占80%以上，主要集中在苏、“、杭等江南都市一些专业的丝织市镇和周围乡村。

——摘编自董粉和《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技术特点分析与思考--以清代苏州织造局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