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居住在太湖流域等南方江河湖泊交叉之地的农民把围田、筑塘、开浦、疏江四项工程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采用双季稻、稻麦连作等方式，使粮食生产“亩收信种”；桑、麻、棉、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海产资源的开发，使农副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丝织、棉织、冶铁、制瓷等行业，因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等地制瓷工艺追求的釉色和质地之美，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冶铁业开始大量使用煤炭，“以冶铁作器，犀利胜常云”。日益细密的手工业分工、活跃的商品经济促使同类的手工业作坊联合起来成立行会；行会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技术，努力缩小行内的竞争和互相帮助，保证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南方盐、茶、银、铜为主的税收，在工商税收中占很大比重；为增加政府税收，两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南方的广州、明州、泉州、杭州、扬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市舶司主要官员负责到外国引客商或贩货回国，市舶司官员每增收100万两税额，就升官一级；援引这项制度，海商无论本人是否在职，均按这个标准奖赏。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从事经商活动；不少官僚经商，工商子弟进入仕途。入宋以后，出现大批出生于南方的政治人物，如苏州人范仲淹、抚州人王安石、吉州永丰人欧阳修等著名政治家，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及成为政治中坚，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中南方比重的增强。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