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示意图
材料二 中国文化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融合。汉代学者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整理和发挥,这属于本土文化内部的综合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第二次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属于东方文化的局部交流。随着佛教文化的渗入,特别是唐代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典,开辟了传统秦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时代。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国佛教、精密深邃的佛教哲学,并对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以深刻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融合。明代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科学工艺。这是中国文化第三次融合的开始。
——摘编自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史相关知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进行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
治民观 | 赋税观 | 节俭观 | 生态观 | 诚信观 | 货值观 |
居敬行简 | 敛从其薄 | 宁简毋奢 | 取物有节 | 无信不立 | 待贾而沽 |
A.天下为公 | B.以民为本 | C.克己复礼 | D.中庸之道 |
A.使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 | B.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 |
C.八国联军大举入侵 | D.列强瓜分中国狂潮 |
A.宗法贵族政治影响力式微 | B.统治方式出现根本变化 |
C.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新体制 | D.王政统治得到一定强化 |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棉花革命的特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棉花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疆棉事件的启示。
A.新儒学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 B.黄老之学主导地位的动摇 |
C.儒学背离了先秦礼乐教化观 | D.儒学呈现实用理性的倾向 |
A.主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 B.经济体制改革稳步前进 |
C.国家战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 D.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发展 |
A.延缓了宫廷决策的效率 | B.减轻了皇帝处理政事的负担 |
C.有利于君主集权的加强 | D.促使中枢秘书机构发生变化 |
A.推动了社会转型 | B.威胁了中央集权 |
C.维护了小农经济 | D.导致了“党锢之祸” |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据材料一,比较唐朝中后期与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不同,并指出各自产生的后果。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应采取的策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