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   西汉与唐人口密度最低地区比较（单位：人/平方千米）

唐玄宗时期新建州县

汉至唐各地水利工程数量表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材料一   前工业化时代，英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保护性的商业促进政策，其对进出口的一些限制，譬如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禁止技术输出和采取保护性粮食政策等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随着英国工业制造业能力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品竞争力的提高，新兴工业利益集团开始积极推动贸易的自由化。（19世纪）20年代，英国与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速关税协定，把工业品的进口率降低到平均30%的水平，取消了丝织品进口禁令，降低了生丝、羊毛，煤等原料的进口税率，废止了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输出品的限制。

——摘编自王文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

材料二   美国学者门德尔斯1969年首次提出原始工业化理论，1972年将其扩展为“主要分布在农村中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中国明清江南工业是“超轻结构”，纺织业是明清江南工业中最大的部门，在对整个江南地区棉布产量的估算中，“明后期江南的棉布产量为5，000万匹，清中期为10，000万匹”。斜身式花机的出现大大改进了织机的性能，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增强了工人操作的精确度，发展了纹络花样等工艺，此外棉布的染色技术也有提高。在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分工为织和纺两大工序的分离，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的分离，家庭内部的分工。江南的松江、苏州、无锡发展为棉纺织基地。

——摘编自李伯重的《江南的近代化》

材料三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十九儿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当时，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从封建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开明派部分地捕捉到时代脉搏。认识到这些基础产业和设施对中国“求强”“求富”的重要意义。

——董志凯《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

材料一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建议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三个阶段逐步完成。1953年前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自1954年1月起，国家开始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国家同资本家的合作深入企业内部，企业的生产关系由原来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变为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1955年11月起，中共中央作出逐业、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决定，这样，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使用、管理和支配。

——摘编自齐鹏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并在四川选定了100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国务院对试点企业在经营权方面做出了调整，如在生产上可以一方面进行适当的选择品种结构，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计划外生产，试制新产品、价格可浮动；同时在分配体制上变“企业基金"（企业可从年工资总额中提取5%用于福利和奖励）为“利.润留成”，从而实现企业激励，提升积极性。国务院的文件下达后，试点范围迅速扩大，到1980年底发展为6000多家，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6%。

——摘编自李莉佳《国企改革与政府职能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