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是旧中国租界的荤荤大者，其规模、形式都最具典型意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某校史学社分小组开展了“上海租界与社会变迁”的主题学习。

小组1：探究上海租界的起源

材料一：……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1842年《南京条约》

材料二：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1843年《虎门条约》

材料三：凡市政之最要者，铁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洁是也。试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宽广为何如，其街衢之清洁为何如，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

——孙中山1916年在浙江宁波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

材料四：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所以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我就这个情形，创立一种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

——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

（注：此次演说群体主要为日本神户当地的民众）

拿破仑·波拿巴（1799-1815）与清仁宗嘉庆（1795-1820），两位同时代的统治者，其命运和历史遗产大相径庭。

材料一：四年……大学士和珅有罪，及尚书福长安俱下狱鞫（审问）讯。

九年……以搜捕三省馀匪（白莲教）净尽……

十年……御史蔡维钰疏请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得旨：一体查禁。

二十年……两广总督蒋攸铦疏陈查禁鸦片烟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

——《清史稿·仁宗本纪》

材料二：

波拿巴……及其追随者决定诉诸武力，实行雾月政变（1799年11月9日）。

1804年，……波拿巴则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姿态出现于世。拿破仑诸法典……还把一向存在的法兰西特征固定下来，这就是社会方面的资产阶级、法律方面的平等主义……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正式的、无可挽回的解体了。拿破仑……把他的德意志附庸国组成……莱茵联邦。

1812年，法兰西皇帝进入莫斯科……（法国）大军不复存在了。

1815年，……滑铁卢会战……拿破仑……被再次流放。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三：

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     

——恩格斯《德国状况》

1814年，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写道：“……看到法国人离开时还是有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四：嘉庆……较诸拿破仑大起大落的生涯，可谓运气极好。但他们在东西两半球留下的历史遗产呢？恰好相反。……嘉庆帝的统治，却使富甲全球的中国，“内囊里将尽”……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吴淞社区小王同学报名参加了小区组织的“故乡行走一日游”活动，活动的目的地是“半岛1919文创园区”（位于蕰藻浜与泗塘河交汇形成的半圆地带）。

小王同学发现文创园区曾经是大中华纱厂和华丰纱厂的旧址，纺织机、运煤输送带、出渣口、钟楼等这些带着纱厂历史印记的元素也被一一保留下来，曾经的厂房、车间、仓库而今被改造成为设计工作室、艺术展示空间、婚礼会馆、创意体验中心等文创产业聚集地，旧时的纱厂重获新生。

活动结束后，小王同学收集与整理有关大中华纱厂和华丰纱厂的资料供学习

材料一   大中华纱厂和华丰纱厂大事年表   

材料二   ……民国11年以后，民族棉纺织业受到日商企业的排挤和打击，……大中华纱厂第二次招股未能足额，……只好承办公司债，承受高额利息重负。加上外商纱厂联合压低纱价的倾轧，终于使这家开办不到3年的模范工厂被迫出售。

——摘编自《上海纺织工业志》

材料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纱布进口锐减，市价突飞狂涨，纱厂连年大利，给中国发展棉纺织业以良机……。至民国11年，上海新设华商纱厂19家，新增纺锭487222枚，占全国新增华商纺锭的47.6%。

上海棉纺织业的建厂高潮转瞬即逝，接着进入萧条时期。……从民国20年到1949年，上海纺织工业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阶段。……上海沦陷后，租界以外的华商厂均被“军管理”，由日军委托日商纱厂经营，倍受掠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棉花来源断绝，交通阻隔，纺织品销路锐减。两年后，日伪又对纱布实行强制收购，上海的纺织工业又一次陷入困境。

抗战胜利初期，由于原棉缺乏，电力不足，资金短缺，纺织企业的开工率一般只有50%左右。……但是，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崩溃，上海纺织工业再度陷入困境。民国37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同时施行物价管制，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此举使上海民营纱厂遭受巨大损失。

——摘编自《上海纺织工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