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材料三   （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公元前356年，商鞅自魏国入秦，经过景监引见，与秦孝公数次会面后，提出了德治已不能治理天下，君主应 “缘法而治”的主张，深得孝公赏识，被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国开展变法。商鞅重刑轻德，实质是抛弃“仁德”外衣，用“刑法”手段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其“法治”包含“法、信、权”有机结合的法治理论和治理模式。“法”即“国君立法分明守法严苛、官吏解释法律”；“信”即“令出必行的公信力，赏罚分明民众信任，君臣共信不失其议”；“权”即国君权势，是推行法治的前提。商鞅极力推崇重刑，“轻罪重刑、刑重必得、不赦不宥”，禁奸于未萌；其重刑主义带有明显“以刑去刑”维护君主集权统治的功利性，其司法实践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等级 特权。民愚则易治，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偏激弃绝传统文化，为推行法治创造了有效的法治文化。

——摘编自《商鞅变法的法律文化解释》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摘选自史书所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

——据《晋书》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