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辛勤劳作的样子）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摘编自司马光《传家集》卷60《与王介甫书》

材料二   王安石微服赴江宁，遇一老妪喂鸡豕，唤“啰，啰，啰，王安石来！”鸡豕俱来就食。

问其故，老妪曰：自王安石为相公，立新法扰民。妾孀居二十年，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而差役如故。妾本以桑麻为业，……今桑麻失利，只得蓄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

———摘编自《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

材料一

欧阳修做过礼部侍郎，他对已有的薛居正著《五代史》甚不满意，决意重修。他主张就用“春秋笔法”对这“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的乱世加以扬善彰恶。他在这部私修史书中专门立《一行传》《唐废帝家人传》《义儿传》等，以表彰乱世中的忠臣义士；同时，对于一生事四娃、历十君还恬称“长乐老”的冯道大加挞伐：“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因“褒既”需要，欧阳修严格使用词语，甚至出现笔削史料的现象。

——摘编自杨华《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出自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被学者认定为传世的宋元话本。话本梗概如下：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杨思温“因靖康年间，流寓在燕山（今北京），犹幸相逢姨夫张二官人在燕山开店，遂寓居焉”。燕山百姓“虽居北地，也重元宵。未闻鼓采喧天，只听胡笳聒耳”。这里虽不及东京元宵的盛况，也是“街上喧闹“半是京华（东京）流寓人”。东京人有元宵夜插戴花朵的习惯，而燕山的女真孩童、女子头顶耳畔戴着葱、蒜做装饰；东京流行的娱乐方式“三棒鼓”也处处可见。杨思温在一位贵夫人的随从队伍中见到一女子，打扮“好似东京人”，疑其为义兄之妻郑意娘。他跟着对方来到燕山最大的酒楼秦楼。这里“似东京白樊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同‘桌’）凳。当夜卖酒，合堂热闹”。秦楼也有来自东京酒楼的跑堂（服务人员），杨思温从他们口中得知夫人“常常夜间将带宅眷来此饮酒”。杨思温就此打听到女子的居所，彼此相认。

——摘编自[明]冯梦龙《古今小说》等

材料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出自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被学者认定为传世的宋元话本。话本梗概如下：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杨思温“因靖康年间，流寓在燕山（今北京），犹幸相逢姨夫张二官人在燕山开店，遂寓居焉”。燕山百姓“虽居北地，也重元宵。未闻鼓采喧天，只听胡笳聒耳”。这里虽不及东京元宵的盛况，也是“街上喧闹“半是京华（东京）流寓人”。东京人有元宵夜插戴花朵的习惯，而燕山的女真孩童、女子头顶耳畔戴着葱、蒜做装饰；东京流行的娱乐方式“三棒鼓”也处处可见。杨思温在一位贵夫人的随从队伍中见到一女子，打扮“好似东京人”，疑其为义兄之妻郑意娘。他跟着对方来到燕山最大的酒楼秦楼。这里“似东京白樊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同‘桌’）凳。当夜卖酒，合堂热闹”。秦楼也有来自东京酒楼的跑堂（服务人员），杨思温从他们口中得知夫人“常常夜间将带宅眷来此饮酒”。杨思温就此打听到女子的居所，彼此相认。

——摘编自[明]冯梦龙《古今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