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唐代所建立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等制度，已经标志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文官制度，中枢大臣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政治制度上中央和地方“相互制衡”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地位变化及其参政优势，分析对明代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二：宋代诗词与商业变革
类别 | 宋词中商业词汇 | 数目 |
商人 | 商贾、商客、贾客、贾人，商贩、贾贩、贩夫、贩妇，行商、坐贾、南商、北贾，富商、富贾、巨贾、巨商、估客，牙人、牙侩，胡贾、蛮贾、蛮商、贾胡、商胡，海商、海贾等 | 400项 |
集市 | 坊市、河市、水市、山市、村市、草市、墟市，早市、晚市、夜市，鱼市、酒市、药市、蚕市、花市、灯市等 | 400余项 |
酒家 | 酒家、酒楼、酒店、酒旗、酒帘等 | 近600项 |
贸易 | 商舶、商船、商旅，榷场、互市，铁钱、楮币（交子），关征、征榷等 | 300余项 |
高频词 | 商、市、卖、买、典、钱、征等 | 多至数千项 |
| 鬻、贩、货、店、楮、币、赊等 | 数百项 | |
| 贸、榷、税、赁等 | 数十项 |
材料三：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海禁政策相比明初实行时更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严行海禁并废除了市舶司，这使得番商失去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大兴走私贸易。海商也逐渐转为了海盗，“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齐民也”。福建巡抚谭纶奏称：“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凡也，大抓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若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中央政府中也有很多同谭纶持相同观点的大臣，明朝上层最终开始考虑更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1567年，明穆宗宣布在福建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隆庆开海”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朝廷也越来越重视海澄舶税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是除了维持稳定海疆以外的又一重要好处。因此，明朝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海澄舶税的制度，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将税收分类并固定下来，这为中国开启海洋贸易国际化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础。
——摘编自薛振威《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思想变革——以隆庆开海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商业变革”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隆庆开海”的背景，并简述“隆庆开海”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恢复是中国打破遏制、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这表明，世界各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为日后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政治基础。重返联合国后，中国一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积极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摘编自高秀清《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历程中美日等国所实施的阻挠策略浅议》等
材料二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坚定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发挥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高杨《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认识。
材料一 商鞅认为人有“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自我之心，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监督、举报）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战国时代，农耕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为粮食生产能力，作战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对外作战能力。因此商鞅规定：凡斩获敌甲士一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一亩，可役使一人为奴仆，若为官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摘编自方松森《浅谈商鞅变法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材料二 当时北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文教荒废，典籍缺失，很多书只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孝文帝就想到了向南朝借书的办法，遭拒后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渠道搜寻书籍，甚至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种书籍。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的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
——摘编自刘旭《浅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缺失》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商鞅变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落脚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向南朝借书、搜集书籍的原因，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进入文化士族”采取了哪些措施，试从民族层面评价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初中央官制演进的基本特点，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说明。(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地位变化及其参政优势，分析对明代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央官制的发展趋势。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摘编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内阁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冲突的原因。
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桑弘羊的经济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相较于桑弘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何不同之处，并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做简要评价。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工商业改革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 僧一行，唐代僧人，也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同梁令瓒和工匠们，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一行还设计了一种叫作复矩图的仪器，并组织大规模的测量活动，测量地点北到铁勒曰纥布（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林邑（今越南中部）等十三处，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的科学测量。开元九年（721年），据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后来一行修订成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大衍历》，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明末吸收西洋历法才有所改变。
——据朱绍侯等著《中国古代史》整理
材料二 唐代，中国与西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很频繁。佛曲九仙道曲、卢舍那仙曲以及琵琶等乐器演奏技巧，舞蹈中的四方菩萨蛮队舞，杂技中的幻术、吞刀、吐火等，都是通过佛教徒的中介，由西域传到中国来的。
——摘编自谢重光《论唐代佛教徒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材料三 公元816年，淮西战事刚一结束，宪宗就下诏天下，在社会上兴起了佞佛崇道的风气，佛教势力迅速膨胀。《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历时一个多月。据统计，中唐时期，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寺院大量占有土地，且享有免除徭役和租税的特权。
——摘编自曾绍发《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僧一行取得巨大科学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僧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重要载体的背景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排斥佛教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