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全国水利工程共236处，前期为155处，后期81处，前期约占三分之二弱。若以秦岭及淮水以南为南方，以其北为北方，则北方前期水利工程占104处，南方51处，北方占三分之二强。但若加上前期陇右道地区的水利，则前期北方占十分之七八或更多。从后期南北地区情况看，后期81处水利中北方仅为14处，南方67处，南方占十分之八强。

——摘编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

材料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图上画长城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标有长城的地图是宋代的。学者研究发现宋代并不是一个修筑长城和利用长城进行军事防御的朝代，但宋人却认真地在许多全国性舆图上都画上了长城。今天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一块宋代图碑，上刻《地理图》一幅，图中就有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下部的跋文说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至五代时，石敬塘弃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而幽蓟朔易之境不复为吾有者三百余年。”长城虽不是边境，但长城的意义本是阻抗北方民族的南下，所以图的编制者仍画上实际上不起作用的长城以求理念上的不败。此幅地图的编制有当年的时代意义，如跋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言：“庶几观者亦有所感发焉”。所谓观者的“感发”就是感怀华夏北方领土的失弃。

——摘编自唐晓峰《宋代地图上的长城》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农村赈灾和反共的政治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方传来的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用行政命令主动发起农村合作运动。在“救治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将城市银行的剩余资金贷往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监会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将其规定为国策运动之一。“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步具体化、普遍化，益以各方面的推动，合作事业之进展逐日形蓬勃矣。”但终因未能改变封建制度，农村合作运动未能起到挽救农业危机和复兴农村经济的功效。

——摘编自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粮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并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管理。1930年2月闽西根据地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作为第一个向群众系统讲述合作社的宣传材料，提出了合作社的多项原则，如合作社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等等。1932—1933年，苏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规则，推动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如他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和耕牛以促进生产而自愿结合组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成倍增加，在反经济封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葛文光、李录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合作社的历史沿革及其评述》

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是以华南地区特别是以珠江三角洲为重点，形成了以香港—深圳—广州为轴心的华南经济协作区，带动了广东等省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全方位开放和加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在继续重视香港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国对外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同时，必须在大陆建立和形成我国新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作为90年代以至21世纪中国扩大对外经济开放的龙头。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0年作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浦东开发是跨世纪的工程，拟分三步走：

1991—1995年为开发起步阶段；1996—2000年为重点开发阶段；21世纪初为全面建设阶段。到2000年，浦东新区的城市化面积预计达到100平方千米，基本建成外高桥的保税区和新港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成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贸易、金融、商务中心和一批资金、技术密集型新产业。通过浦西老区改造和浦东区建设，大上海将发展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新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一个青春焕发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上海将成为连接亚洲、美洲、欧洲经济的一个新的交汇点。

——摘编自季崇威《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

材料一   总之，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有条件的合作。它的破裂是诸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与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从土地问题这一角度来看，两党指导思想不同是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两党不能求同存异，照顾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是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而两党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则是合作破裂的直接原因。

——摘编自吴九占、孟凤英《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材料二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力倡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旗帜，转而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时时提醒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惜代价维护这个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些指示和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摘编自徐玉凤《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维持》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中国共产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加快我国的工业化步伐时，中国的工业化条件并不是很好，存在着不少困难。就有利的条件来说，中国共产党结束了中国100余年来的政治腐败、遭受侵略、社会动荡的惨痛局面，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如果说中国工业化的有利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依靠主观能动性创造的，那么不利的条件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短期内仅靠主观努力是难以消除的……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难以避免出现曲折起伏，从而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难度。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二   2002年至2012年，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40.2%，是拉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工业产品规模扩张迅速。2012年，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达到3.5亿台，比2002年增长21.9倍；集成电路823.3亿块，比2002年增长7.6倍；家用电冰箱8427万台，比2002年增长3.1倍；彩色电视机1.3亿台，比2002年增长1.5倍；汽车1928万辆，比2002年增长4.9倍；发电量达到5.0万亿千瓦小时，比2002年增长2.0倍。2012年，工业制成品出口达到1.9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5.6倍。2012年，机电设备类商品出口8632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6.4倍；光学、照相、电影、计量及精密仪器设备类商品出口794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2.3倍。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1862年，清政府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先进器械，尤其是军事器械。该年，奕䜣试图通过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人脉网络，自英国直接购回一支近代化舰队。1863年1月，李泰国代表清政府与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思本（Sherard Osborn，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合同，内中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奕䜣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超支花了出去。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联手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承受全部投入血本无归的代价，听任舰队解散。这就是中英外交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事件最终以军舰送回英国由英方变价出售、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被解除告终。在这场闹剧中，清廷白白亏损了白银69.9万余两。“阿思本舰队事件”这个沉痛的教训，让奕䜣急切地感受到清帝国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军工企业。

——摘编自谌旭彬《大变革：晚清改革五十年》

“万元户”

材料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部分农民通过加工农副产品、开展多种经营、搞特色经营等方式先一步富裕起来，由此诞生了众多的“万元户”。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肯定了“万元户”在带头勤劳致富、发展商品生产、改进生产技术方面的典型示范作用。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吸收大批年青的有知识的“万元户”加入党组织。随着越来越多的“万元户”进入党内，越来越多的党员也变为“万元户”，群众看到“万元户”入了党，更加坚信党的政策不会变，都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生产，使中央的农村政策在基层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摘编自董昊《变与不变：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

材料二 下表为1984年前后，四川、河北、湖北、福建等省市每百户“万元户”基本情况统计表

——摘编自何宏权主编《中国万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