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的文明之一……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前后栽培的粟和黍。此外，浙江上山、湖南玉蜂岩也出土了距今10000年左右栽培的稻。这表明当时农业生产力提高，人们过着定居生活。距今约5300年前的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了祭坛、积石壕、神庙、玉器等：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良绪遗址和陶寺遗址都发现了大型都邑、宫殿和权贵阶层的大墓，这表明当时社会分层和分化加剧。约4000年前，二里头遗址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由于洪涝和地下水位的上升等环境变化，农业遭受严重打击，文化和社会转向衰落，本区域的文明进程出现挫折，转而纳入以中原地区王朝为中心的文明一体化进程。约3000年前，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加强了对王微地区之外广大区域的控制，中原王朝统治得以巩固。

——摘编自王巍《中华文明奠基》

材料一   以环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的良渚文化，影响波及淮河流域地区、华南地区。良渚文化的代表包括有着高水平的制玉工艺、精美的磨光黑皮陶、通体磨光石器、精致漆木器。良渚文化遗址中虽并未发现黍、粟等旱作农业品种遗存，但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米（谷）、颖壳和小穗等不同的稻谷存在形态，其中以炭化米数量为多。稻米是良渚社会居民的食物主要来源。良渚文化中的墓葬，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马桥文化中见到的那些小墓，其中有的无随葬品，有的仅随葬一些日常用品；另一类，如张陵山墓葬，往往不与“小墓”为伍，而葬于人工堆筑土台上，常使用棺、椁，以玉钺、琮、璧这类重器随葬。良渚社会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已经具备文明社会特征。

——摘编自郑云飞《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等

材料二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陆续发现了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琮、壁等玉礼器以及墓葬等级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达程度。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确认水利系统，这些都将良渚文化推到了国家文明的高度，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为世界遗产。如果没有对良渚8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如此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通过再现良诸文明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乃至后世中华文明，均产生了礼制、艺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这一过程同时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国百年考古——被低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材料一   欧洲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斑纹陶文化聚落复原图

——摘编自【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

材料二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由于剩余产品的增多以及交换的经常化，部落首长和家族长便利用担任公职的便利条件，在对内分配产品和对外交换中，把一部分集体物品据为己有，从而出现了私有财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后，生产劳动日益个体化，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从而进一步瓦解了氏族部落的公有制，使父系大家族公社日益走向解体，个体家庭逐步成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这种父系氏族、父系大家族的公有制，逐步过渡到个体家庭所有，使私有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到这时，私有制终于基本形成。

——摘编自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上册）》

材料一   半坡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是一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由出土器物和居住遗迹来说.可分成早晚两个时期，早期以木构房屋的建筑为王，晚期则多采用泥土建造房子，在半坡村新石器时代人们遗留下的房屋里、窖穴中和垃圾堆里，还发现了很多当时使用的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有石器、陶器、骨器和其他的装饰品。

——摘编自石兴邦《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发掘》

材料二   今甘肃、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可追溯到8000年前，其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据年代早晚分为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几大文化分期。早在78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就种植稷和油菜并家养猪，人们已经用陶器作为炊具，烹煮食物；仰韶文化时期，人们通过家养和狩猎，获得了鹿、鱼、羊、牛、鸡等肉食，并出现了灶；马家窑文化时期，发现了小麦、水稻，大麻籽等更丰富的碳化植物，以及完整的刀、叉、勺作为早期餐具。

——董琦《新石器时代的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辽宁营口出土的金牛山文化表明早在28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栖息。在朝阳市喀左县、沈阳“新乐遗址”、大连旅顺郭家村都发现过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新石器时代，在这里居住的除汉族的先人外，还有东胡、肃慎等民族的先人，辽宁因此形成了与中国“中原古文化”既有内在联系，又有自己特点的“北方古文化”区系。根据中国最早的史书《禹贡》记载，辽宁地区最早为冀、青二州之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面设置郡县，在辽宁地区设置辽东、辽西、左北平郡明代时为辽东都司，明接管元对辽宁的统治后，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以冶铁、制盐为主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当时本溪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三大冶铁中心。明朝中叶，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奖励移民开垦，关内大量移民涌入，耕地面积再度扩大，使辽宁成为当时重要的粮食调出区之一。

——摘编自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

材料一   1929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玉石器，1986年对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进行发掘，出土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等文物一千余件。三星堆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是一个拥有青铜器、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文明；其城址规模很大，表明三星堆已步入国家门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掘了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前后相承、延续不断。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像等在黄河流域鲜见，也与埃及、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判然有别。青铜器显现出以尊为首，与罍、瓿、盘形成组合的礼器系列。其器形虽然明显仿效中原商文化风格，其组合却有别于鼎、爵、觚、斝的商文化系列而凸显民族和地域文化特征。青铜神像、神树等带有神异色彩的器物，表明这个古蜀王国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神权、政权一体化的系统。

——摘编自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七十年》等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文化的传播或分支；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虽然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学习和吸纳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