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359年，商鞅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材料   战国时，多数人称赞商鞅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韩非、李斯等称颂商鞅推行法治、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治秦功绩。汉代以后，称颂商鞅的少，非难商鞅的多。贾谊驳斥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高告奸”；司马迁认为商鞅不重视道德和教化，其评价亦成为后人关注商鞅的标杆。宋代学者主张效仿上古“王道之政”，期冀重回太平盛世，因此批判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改革秦人风俗习惯的措施，而商鞅军事、耕战、“令出必行”等法律方面的思想在宋代则受到重视。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材料   到战国初年，原有的宗法统治秩序已经瓦解，社会结构处于大变动之中，各国都面临着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建。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土地私有权逐步得到认可，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他们要求政治权利，主张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秦孝公即位后，下令求贤：“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与之分土”。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20年。商鞅变法充分顺应了秦国早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崇武尚战、重功利而轻伦理、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把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统一的政策，利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其消极落后的内容，发扬其能够服务于新制度的内容，使新制度与新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秦国历史的发展。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