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就当时而言，百家争鸣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文化上，百家争鸣使教育从原来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学在官府”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的“学在民间”。知识分子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并分析材料一中“士”的再就业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周人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但周人没有被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他们处处都反思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才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カ。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是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时人仍言天命。但与西周天命观相比，春秋战国时的天命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是普天之下国祚的依据，而是转换为得天之佑的意思。其使用者也由周天子专属而降至诸侯、贵族阶层，天命的神圣性渐次褪去。更有甚者，天命竟为人的意志所挟持显示出工具化的色彩。此外，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天命与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坚持德为天命之根据；有人却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有人则意识到天命并不专辅明德。倘若说以人事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意味着周人理性精神的出现，则可见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并非沿理性线索发展。
——据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天命观的内容，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