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国君主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了变法活动，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包括：商决变法时，为了加强管理，对居民进行户籍登记，以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实行连坐制度，一家犯法，其余人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的，就要同罪连坐。奖励军功，按军功大小给予赏赐；奴隶主贵族没有军功不再授予爵位；对于乡里聚众私斗的人，按罪处罚。新法规定，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县制。商鞅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把全国分为41县，县设令以主持县政，设尉负责军事。县下辖若干乡镇。后来，秦在新兼并的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带有边防军事管理的性质，因而郡的长官称为守。

——摘编自人民出版社《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战国时期，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孝公锐意改革，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认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鞅推行“壹刑”“壹赏”，主张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至大夫庶人，不从王令犯国禁者，罪死不救。去刑以刑，施行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均要设置法官，他们是法令的执行者，同时又是教育者。为了保证法令的统一，中央政府还要做好法令的保护工作，设立一个标准法令版……商鞅确立的法令改变了中国政治历史的统治模式；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唐国军《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材料 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分两次颁行的。公元前356年颁布变法令，以厉行法治，强化君主集权为主要内容。变法令规定：在百姓实行什伍连坐，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什伍之内互相纠察告发。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生产粟帛多者，免除本身徭役，不认真从事农业生产、改事工商业者，籍没为官婢。奖励军功，发展武备，平民可因军功拜爵，并因而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奴隶。贵族无军功者要降低待遇，不得再享受过去的特权。为保证上述法令的顺利执行，还特别采取了焚烧儒家经典、禁止私门请托的措施。

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又颁布了第二次变法令。其主要内容包括：废井田开阡陌，即彻底废除古老的农村公社井田制，铲除其田界封疆，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田制、亩制，由国家将土地授予个体农民耕种，统一征收赋税。普遍推行县制，其官员受君主任免，集权于朝廷。统一度量衡，以便利收税与商业经营等。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