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汉朝皇帝的高招是，延揽始终坚持封建制度的学派来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逐渐与这个文人阶层和儒家信徒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文人阶层原来捍卫的是旧封建制度，但是在此之后，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菲茨杰拉德《中国简明文化史》
(1)依据材料一，概括指出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三个主要制度。秦朝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有何积极影响？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国家在思想上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一措施产生的影响。
汉武帝和唐太宗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皇帝。有人认为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可简单用“文治武功”四字概括，其卓越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独具开创性，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唐太宗李世民，年青时封秦王，立下赫赫战功。即帝位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近代理学家曾国藩说到:“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唐太宗诞号文皇帝)，宋之仁宗，元之世租，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摘编自(中国史上十大开疆拓土的皇帝》
结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选择一位中国古代史上的皇帝进行评价。(要求: 自拟观点，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董仲舒把春秋战国时期法家、道家和阴阳五行的学说，掺和于儒家的体系之内，据此来议论政治。其实质是把韩非的专制主义用儒学外衣包装起来，并进一步用阴阳术学加以理论化、神灵化……这一招胜于亡秦之焚书禁学、严刑酷法，不用杀人之身，就能灭人之心，成就韩非的“以法教心”的超常效果。显然其与孔孟的儒家治国之道大相径庭。
——摘编自薛国中《逆鳞集：中国专制史文集》
材料二 “六艺”即“六经”……从战国到汉代，“六经”早已取得公认的“圣典”身份……是“古圣先王”治天下的记录，而“百家”则是战国以下诸子的私家言论……汉代人都相信孔子整理了“六经”，用为教学的基础文本，这才使“六经”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一伟大的功勋使他成为周公之后的第一人。
——摘编自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的治国思想与孔孟治国思想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的文化政策及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汉初功臣封侯时，“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时代，“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蕃息，是社会生产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实现正常化的反映。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武帝继位后，随着治国思想的改变，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要求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所谓“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对朝臣的控制；二是加强朝廷对各地的控制。这两个层次的控制加强的结果，自然是一切大权统归于至高无上的皇帝。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初至文景时期社会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意义。
材料一 刘邦接受了皇帝的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仍是郡、县、乡、亭、里。郡有郡守、郡尉等，分掌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这些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都是“有土之爵”，在其封地上享有两大特权：一是“自置吏”，二是“得赋敛”。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 汉武帝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为列侯，而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分别隶属于汉郡。淮南王刘安谋反，“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刘赐谋反，“国除为郡”。又颁布律令，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一般官员，限制人们与诸侯王交游。从此，王国与汉郡无异。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
(1)“汉承秦制，又有损益变化”，根据材料一指出汉初继承了哪些“秦制”。
(2)依据材料二，说明汉初“矫秦县之失策”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措施导致的后果。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
材料一 刘邦接受了皇帝的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仍是郡、县、乡、亭、里。郡有郡守、郡尉等，分掌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这些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都是“有土之爵”，在其封地上享有两大特权：一是“自置吏”，二是“得赋敛”。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 汉武帝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为列侯，而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分别隶属于汉郡。淮南王刘安谋反，“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刘赐谋反，“国除为郡”。又颁布律令，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一般官员，限制人们与诸侯王交游。从此，王国与汉郡无异。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
(1)材料一反映了汉初哪些政治制度？指出其渊源。
(2)依据材料二，说明汉初“矫秦县之失策”的措施及具体内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措施导致的后果。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
史料一 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加强自己的权力，就重用身边的人员，于是尚书令一职日益重要。尚书令原是少府的属官，为皇帝管章奏文书。此时，大臣们的章奏不能直接进呈皇帝，要先送尚书台。汉武帝又选用一些出身卑微而有才能的士人为郎，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允许他们出入宫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为“外朝”。……“中朝”是皇帝身边的御用工具。
——摘编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史料二 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对五铢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进行中央机构改革的措施和原因。
(2)根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统一货币的举措，这一举措有何政治意义？
材料一 汉文帝及其子景帝在位期间，坚持“无为而治”。汉文帝曾经减免田租，景帝则将田租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并立为定制。汉文帝一度将“算赋”（人头税）由120钱减为40钱，景帝则将男子为国家服徭役的年龄由17岁推至20岁。文帝、景帝自奉节俭，屡次下令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汉文帝废除了秦朝的连坐制，将几种残害肢体的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景帝又减少了笞刑数目。在边境地区，汉文帝与匈奴继续实行“和亲”。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二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快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汉武帝）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院塞（险要之地）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景之治”形成的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汉武帝初期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解决方法，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两条汉武帝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商业发展，固定的贸易场所逐渐出现。这改变了原来商人在野外谋取利润的现象。由于商人的频繁往来和商业运输的发达，一批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工商业城市勃然兴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风气逐渐向整个社会渗透，大量的人不避“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交流四方物产，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政治活动，从而产生由大中小商人组成的独立商人阶层。
——摘编自熊林《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时，富商大贾势力恶性膨胀，地方王国铸币泛滥。为此，政府颁行了五铢钱，由于这种钱币制作精美，工艺精良，且具有一定的防伪性，远非私铸者能及，货币的混乱状态被彻底刹住。对盐的生产，全国设37个盐官分别管理。铁的做法也一样，自开矿、断冶、加工到发售，一概归国家经营。此外，政府还加强对全国物价的掌控，打击囤积居奇的现象，把富商大贾迁到都城附近或者边远地区，使其丧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曾昭英《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规范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及主要目的。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1)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背景。
(2)据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儒家、法家“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及对后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