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国古代的民族交融，始终是双向进行的。这种双向的交融，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各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被汉族文明吸引后，便会加速其由质而文的历程；而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有利于汉民族摆脱上层社会纤弱庸俗的颓废风气，转而呼唤粗犷和刚健的气质，开始了由文返质的变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似相反实相成的变化过程中，逐渐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加速了各民族的文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采民《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

材料   蜀汉政权之所以采取刚柔相济的“威德”型治边模式，一方面，是要安抚西南夷部落民众，建枸稳定的大后方秩序；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全国之力北伐讨魏。其中尚有“和戎”与“联吴”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四周众多分散力量连环互动的可能，从而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宏观整体边防方略。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通过多年内政外务良性互动式的努力，不仅蜀地内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即后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尽管其主要的方法仍为羁縻，后人以为已开了土司制度的滥觞，可见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能不称为善理边政的重要历史典范。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一   

材料二   （刘聪）以永嘉四年（310年）僭即皇帝位……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

——《晋书·刘聪载记》

注：刘聪，匈奴族，前赵的建立者。

材料三   （石）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

——《晋书·石勒载记》

注：石勒，羯族，后赵的建立者。

材料四   东汉后期，军队将士开始穿着裤褶服，也称为戎服。这种服饰源于北方少数民族。魏晋以后，军队中官员无论职位高低，一般都要穿裤褶。在皇帝亲征或者国家内外戒严时，文职官员也需要穿着裤褶。

——摘编自张鹤泉《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各族的分布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

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从山谷中迁出，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逐渐消失。同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中原汉族在生活习惯和习俗文化方面也在悄然变化。

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乱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和江南地区，不仅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而且为当地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对于开发当地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伍晓晴《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等

5 . 材料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干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摘编自王兴振、胡哲《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