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波浪式离心运动，即汉民族人口由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呈现波浪式推进的特点；二是北进南退运动，即北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居住的黄河流域推进，并迫使汉民族人口大规模南迁。在中央政权强盛，人民较长时间享受政治安定的条件下，大致以前者为主；在连年战乱或几个政权对峙、鼎立的情形下，则以后者为主。这两种人口迁移运动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南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等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家大族大力营建田园，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交成农业生产基地。……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经过长期的开发，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

——摘编自赵毅《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六朝时期城市大量兴起，其中很多由草市发展而来.这些新兴的城市也给南方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某些新特征，如在南朝的市场中有了住家的出现和存在，“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黄昏时市场中依旧熙熙攘攘。

——摘自朱和平《试论六朝南方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

材料   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不同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的发展方向）。……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草原的优势在于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这足以使草原与华夏成为对等的两大区域文明，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清晰解释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摘编自波音《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注：作者波音所说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同样不止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