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拓跋鲜卑成“五胡”中最迟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在其他民族已融舍入汉族的情况下，鲜卑面对的已不是如北方那样与自己语言、习性相似的人群，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体。这个交融体迥异于自己，鲜卑完全成为交融体圈外的人。在这样一种统治压力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北魏政权只有采取汉化道路，才可能赢得汉族地主的支持，也更容易为比鲜卑更早进入中原的北方其他各族接受，民族矛盾也因此暂时会淡化，北魏政权或许可以维持下去。正基于此，北魏孝文帝在进行其他方面改革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对北魏民族关系进行调整，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土建化过程，便利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

——摘编自赵野春《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波浪式离心运动，即汉民族人口由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呈现波浪式推进的特点；二是北进南退运动，即北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居住的黄河流域推进，并迫使汉民族人口大规模南迁。在中央政权强盛，人民较长时间享受政治安定的条件下，大致以前者为主；在连年战乱或几个政权对峙、鼎立的情形下，则以后者为主。这两种人口迁移运动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南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等

材料   北魏建国初年，中国北方遭遇多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现象相当普遍，同时土地高度集中，鲜卑军事贵族豪强成为北方土地上的大地主，农民（主要是汉族）在没有国家基层组织的保护下，成为豪强田地上的雇农，甚至沦为农奴，农奴的赋税都由豪强自行收取，通常，豪强的田税率是国家的两倍。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汉人谏官李安世的建议下，开始下令全国实施均田制。规定：一对无头田的夫妻，男的授田40亩，女的授田20亩，如果有耕牛，可加授田30亩。如果所授之田的质量不佳，可以加倍实授。与此同时，孝文帝还着手打击豪强，强力没收和减少他们的土地，恢复汉民族的基层“三长制”，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有所依托，有所保障。孝文帝的土地改革为北魏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梁盼《北魏的铁血“土改”》

4 . 材料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干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摘编自王兴振、胡哲《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材料 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政权。魏初,礼俗纯朴,法律仍带有原始部落习惯法的性质。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开始注意吸收汉族文化,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398年,北魏首次制定较为系统的成文法,揭开了此后大规模立法活动之序幕。其后比较重要的如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神廘四年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正平元年,“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待庐胡方回等改定律制”;高宗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四年,“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三十五,刑六十。总体而言,北抱前期的律法经历了一次部落法向成文法的过。但是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定居、从部落向专制皇权的转化,改变其前期法律刑重网密、司法枉滥以及法典与现实脱节等司法特点的要求日益迫切。这样,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标志,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重大变革中,也同时包含了律法制度的巨大变革。

——摘编自曹大为等《中国大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