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

——《礼记》

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

材料二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汉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的汉文化出现了。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材料三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亞”形布局。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材料一

实际上，孝文帝选中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西边的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而至于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故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因为要吸收汉文化，所以作为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就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向南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摘编自周一良《读〈邺中记〉》

材料二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进驻洛阳。次年便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和“禁胡语胡服”，并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二十年（496年），大改姓氏，包括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以来的八大诸姓在内，改了一百余鲜卑姓为汉姓。

——摘编自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议》

4 . 材料   洛阳素有“王里”之称，却在晋末大乱时毁于兵火，成为诸政权的拉锯地带，“号为荒土”。493年秋，孝文帝放弃平城，迁往洛阳，并开始了对南朝的连年征讨，其间穿插有革服饰、正音声、改姓氏、大定姓族等汉化改革。孝文帝“营洛务求壮丽”，“礼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城中有“户十万九千余”，若按五口之家的标准计算，至少也有五六十万人；重新成为北方商贸中心，繁荣的“大市”集聚了一批财资巨万的富商大贾。而后世王夫之则认为：迁洛“涂饰虚伪……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部落心离，浮华气长”，是北魏速亡的原因。

——摘编自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