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的改革是全面性的，行政改革则是其中心环节……因为它代表着政治体制乃至社会形态的变化，其影响也不仅仅限于北魏一朝。由于太和年间在行政制度上的改革，总的导向是权力的集中，对后期的北魏政权来说也有利有弊。利在通过行政效应增强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从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南方形成越来越大的优势，为后世的统一打下了国力基础；弊在权力导致的腐败成了北魏分裂与衰亡的一个祸根。……此外，太和年间的行政改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官员的民族属性所带来的影响。
——严耀中《关于孝文帝行政改革的一些新诠释》
(1)据材料，指出孝文帝太和年间行政改革的总导向，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项相关措施并概括其作用。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孝文帝太和年间行政改革带来的利弊。
材料一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与肥义谋胡服骑射。国人皆不欲，公子成（赵武灵王的叔父）曰：臣闻中国者，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穿）远方之服，臣愿王熟图之也！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游牧的生活状态，在服饰方面，缺乏文化的积累，被称为“胡服”的衣服款式与汉服迥然不同。一般来说，胡服重视的是其使用功能，比较缺乏中原汉民族强烈的社会政治等级意义和社会礼仪功能。在汉族的衣冠制度中，形质、质料、图案花纹、色彩及各种装饰品上都有着严格的阶级地位区分，其政治制度是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这种政治制度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建立统治秩序所迫切需要的。在南北朝时期，对峙的南北双方都称自己为中国，而将对方视为夷狄，改造着装的旧俗，进行服饰改制，对于统治者而言也有着一种争正统的意味。太和年间，北魏孝文帝在服饰改革上实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制定出了冠服制度。孝文帝不仅制定了汉魏冠服制度，而且自己亲身穿戴并赐新装给大臣官员们。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平民百姓的服饰汉化的实践进程，如有不遵循汉化服制的百姓，孝文帝便会斥责地方官员。
——摘编自李晶《北魏“孝文改制”中的服饰“改制”》
(1)根据材料一，归纳赵武灵王关于服饰的基本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胡服骑射改革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孝文帝服饰改革的意义。
材料
| 观点一 | 孝文帝只追求与汉文化相吻合，而忘掉了自己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它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宏观而言，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但对于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前途命运而言，则怎样贬斥之也合情合理。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 |
| 观点二 | 拓跋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自觉的、坚定的比较彻底地推行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的以封建化为实质的汉化，是一种使少数民族文明化的进步的历史运动。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
(1)分别归纳两则材料的作者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评价。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为“追求与汉化吻合”采取了哪些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在进行评价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方法。
材料 北魏前期，官员因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而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官员之间收入严重不平衡。地方官员截断官物、搜乱刮掠夺、经商射利，甚至为了谋取暴利逼民假货”，以致严重危及统治。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开始“置官班禄”，施行以品第各有差的俸禄制度。孝文帝保留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之制，同时又具体和细化了官品的区分，形成了五大阶梯的官俸差别。这一时期以帛计体，按季发放，中央官员除了获得绢帛，中央财财政还会给他们供给食料，如酒肉、谷物等。地方官员则享受“随近给公田和依户给幸的待遇，即伴随均田制的推行而实行公田制度。孝文帝的俸禄改革达到了“厘整时务”的功效。
——摘编自徐研：《俸廉关系之辨——北魏官员俸禄制度及其监察机制的探析》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指出孝文帝俸禄改革的背景。
（2）据材料归纳孝文帝俸禄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改革影响.
孝文帝改革就其深度、广度和影响而言，可与商鞅变法相媲美。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以受古代文化之积染既深，种种因袭牵制，改革非易，……秦人在文化上之历史，较之东方诸国，亦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 一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使秦国变法呈现怎样的特点？
（2）据材料二，归纳孝文帝“迁都”对改革的作用。从材料看，孝文帝“改革之心”坚定的原因是什么?
（3）据材料三，与商鞅变法相比，孝文帝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影响改革效果的基本因素。
材料：中国古代的民族交融，始终是双向进行的。这种双向的交融，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各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被汉族文明吸引后，便会加速其由质而文的历程；而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有利于汉民族摆脱上层社会纤弱庸俗的颓废风气，转而呼唤粗犷和刚健的气质，开始了由文返质的变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似相反实相成的变化过程中，逐渐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加速了各民族的文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采民《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
概括材料的主要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 谁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希望?
| 钱穆《国史大纲》 |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
“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 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较南 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 南朝。” | 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 史发展的正常道路， …… “从更长的 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 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 |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