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拓跋鲜卑成“五胡”中最迟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在其他民族已融舍入汉族的情况下，鲜卑面对的已不是如北方那样与自己语言、习性相似的人群，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体。这个交融体迥异于自己，鲜卑完全成为交融体圈外的人。在这样一种统治压力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北魏政权只有采取汉化道路，才可能赢得汉族地主的支持，也更容易为比鲜卑更早进入中原的北方其他各族接受，民族矛盾也因此暂时会淡化，北魏政权或许可以维持下去。正基于此，北魏孝文帝在进行其他方面改革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对北魏民族关系进行调整，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土建化过程，便利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

——摘编自赵野春《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材料   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大量修建寺院、佛塔，并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依山开窟造像，创建龙门石窟。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

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北魏分裂的35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宾阳中洞始建于公元500年，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做功德而建。洞中后壁中央的本尊是释迦摩尼的坐像，衣袖宽大，面相清秀，表情厚重，温和并作微笑状。

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后又一座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寺，是云冈样式的继承与发展。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中国古代的民族交融，始终是双向进行的。这种双向的交融，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各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被汉族文明吸引后，便会加速其由质而文的历程；而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有利于汉民族摆脱上层社会纤弱庸俗的颓废风气，转而呼唤粗犷和刚健的气质，开始了由文返质的变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似相反实相成的变化过程中，逐渐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加速了各民族的文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采民《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

材料   中古史中：秦汉两代，因国内的统一而转而对外。于是有秦皇汉武的开边。因封建制度的铲除，而前此层累的等级渐次平夷；而君权亦因此扩张。实际上，则因疆域的广大，而政治日趋于疏阔；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日以增加；而社会亦因此而更无统制。竞争既息，人心渐用入于宁静。而学术思想，亦由分裂而入于统一。这是第一期。因两汉的开拓，而有异族入居塞内的结果。因疆域广大，乱民蜂起之时，中央政府不能镇压，而地方政府之权不得不加重，于是有后汉末年的州郡握兵，而成三国的分裂。晋代统一未久，又有五胡乱华之祸。卒致分裂为南北朝。直至隋代统一、而其局面乃被打破。这是第二期。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简史》

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交相更替、互为作用的运动过程。中国古书《周易》上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尽管改革形式多样，效果各异，但所有的改革无疑都充满着艰巨性，改革的道路总是坎坷曲折，改革者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发生后，拒绝出走日本。他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后从容就义。这些直面困难、敢于斗争的改革家的精神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一一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

材料   所谓“五胡”，通常是指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北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时，提出了“五胡入华”推动了中华民族大交融的观点，对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以大量历史事实对长期以来流传的“五胡乱华”的传统观念作出了调整，弘扬了基于共同体意识之上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摘编自彭丰文《“五胡入华”是华夷各族共同的历史选择》

材料   经济繁荣、文化先进而军力孱弱的北宋和南宋，都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武力面前退出历史舞台的。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需要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强大的养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困窘、挫折乃至惨败的后果，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值得注意的是。

在征服与被征服之前，落后的民族已自觉地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以增强国力；在征服成功之后，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全新建设。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文化的生命力也得以提升和完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被征服者最终征服了征服者。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