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和民族交融是重要的历史现象。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占人口输出区总数的1/2左右。其中，由秦、雍地区流出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1/3；从并州迁到冀、豫等州的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2/3。……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交融。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材料二

材料一：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的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德”“仁”“义”一类字眼，而大多是“吉凶”“祸福”“利害”等概念。商鞅反对以“礼义”治国，而以“霸道”说孝公，提出强化君主集权，厉行法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等功利主义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18年。他利用秦人宗法观念淡漠的传统，对反对变法的太子势力进行严厉镇压，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进而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崭新的宗法秩序。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在冯太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关于鲜卑汉化的改革。他宣扬礼教治国的理念，把礼教治国思想作为法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刑罚的同时辅以礼教，礼法结合。此外，孝文帝还着手修改关于治理官员的法律条文，以便具体地约束官员行为。新的法律条文以俸禄制为主，辅以定官制和考绩两种程序，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施政效率，也对官员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他强调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后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在北起辽东，南达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里，华夏族（注：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是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和一些少数民族通过长期战争，兼并和融合。迁移和交往，有了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交错混居通婚现象非常普遍，逐渐融合成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摘编自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

材料二   与民族交融一样，“汉化”对减少民族冲突。维护社会安定和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其中一例。孝文帝为了改善鲜卑贵族落后的统治方式和作风，进一步巩固北魏的统治，掀起了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孝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汉化措施，涉及领域广泛，改革力度强大，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鲜卑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向汉族的转变。

——摘编自乔国华《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材料一   如表是西汉初年人口迁徙表（部分数据）

注：阳陵、茂陵位于长安周围；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地区纳入汉朝疆域。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一   商鞅认为人有“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自我之心，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监督、举报）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战国时代，农耕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为粮食生产能力，作战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对外作战能力。因此商鞅规定：凡斩获敌甲士一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一亩，可役使一人为奴仆，若为官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摘编自方松森《浅谈商鞅变法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材料二   当时北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文教荒废，典籍缺失，很多书只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孝文帝就想到了向南朝借书的办法，遭拒后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渠道搜寻书籍，甚至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种书籍。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的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

——摘编自刘旭《浅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缺失》等

材料一   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兴起、所在地域等皆不相同，但是夏商两族却认为他们的祖先的起源与兴起和所在的地域都是在大禹所奠定的疆域内，赞奉大禹所开拓的“禹绩”。此外，“中国”之称，最早见于周初武王和成王之时，按照《说文》的解释，“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这样，“夏”到西周已经发展为民族的名称。在西周，原属不同来源、不同部落集团的祖神，已纳入同出黄帝的谱系之中，这便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经济、文化方面，夏商周本来比较接近，都以农业为主，其先民都以粟、黍为主要农作物。青铜技术在夏代开始发达，商周达于鼎盛。文化方面殷墟甲骨文字与周原甲骨文字及商、周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同属一文字体系，都是汉字构字六种方法齐备的成熟文字，呈现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又一重要特征。

——摘编自白至德《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氐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 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十六国后期，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人民大多已经学会说汉语，汉语成为了北方诸族的通用语言。起初，在汉人群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观念甚嚣尘上。与之相对的是，不少少数民族的人也对汉人持有偏见。 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增多，各族人民杂居更加广泛、交错，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看法也开始改变，“夷夏之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