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中，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当时蜀汉的军事防线的北线以汉中为中心，南线时称“南中”（今云南、贵州大部和广西北部一带）。在刘备占领汉中前，曹操已把大部分编户齐民迁走，谋臣曾劝谏刘备说：“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蜀汉既然不得其民，于是在汉中开展军屯，使汉中“迅速发展成能够驻扎十万士兵的计划性军事都市”。与此同时，南中也是屯田要地。据《水经注》中的描述，南中既有水利，又派都督节制，似存在军屯。而根据对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而安氏由是兴焉”的记载，当时的铁器被官府垄断，南中的安氏靠贡献耕牛等物资发家，这又被部分学者视为民屯存在的佐证。然而在三国之中，蜀汉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败亡最快。
——摘编自谢国升《蜀汉屯田考》
(1)根据材料，指出蜀汉政权在陕西（渭滨、汉中等地）和南中地区屯田制的不同点，并分别说明两地屯田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蜀汉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氏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自秦朝以后，大一统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基调。比较来看，欧洲的面积与我国相当，但自古罗马帝国以后就逐步分裂为众多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欧洲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原人构建、各民族参与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原地区形成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成为周边各民族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摘编自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3世纪末大量人口迁入巴蜀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公元3～6世纪中欧人口迁徙的后果的差异。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他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i）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
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晔《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1)依据材料一，概括“仁”的思想内涵，分析孔子提出“仁”的背景。(2)依据材料二，概括南北朝服饰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该特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 关于曹魏张皇后被废一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司马师）……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宋代学者胡三省，则指出司马师弑后而非仅废后，并强调“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清代学者黄恩彤亦认为：“窃谓（曹）操第弑后耳，司马（师）则不止弑后，且弑帝矣。不惟司马（师）之恶浮于操，亦天恶曹瞒，假手司马（师）以倍其报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援引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子以佐证，一为当时大臣文钦给郭淮的书信，“太傅（司马懿）既亡，然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废）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二为毌丘俭讨伐司马师时向朝廷的上书，“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并指出该志《孙峻传》中亦有“（孙）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正史确载其被杀）”等相似内容。
——摘编自黄树林 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学者赞同“司马师杀张后”说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恪守的原则。
材料：中国古代的民族交融，始终是双向进行的。这种双向的交融，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对各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被汉族文明吸引后，便会加速其由质而文的历程；而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有利于汉民族摆脱上层社会纤弱庸俗的颓废风气，转而呼唤粗犷和刚健的气质，开始了由文返质的变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正是在这种似相反实相成的变化过程中，逐渐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加速了各民族的文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采民《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
概括材料的主要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一 《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既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华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摘自【西晋】江统《徙戎论》
材料二 北魏拓跋珪即位后，采纳汉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拓跋氏追溯的初祖是受封北土的黄帝嫡孙。拓跋珪及继任的三位皇帝亲往或遣使至涿鹿黄帝庙祭祀。
至孝文帝，又下诏：“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面对关于迁都的质疑，他说：“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孝文帝主持定姓族时，汉臣薛宗起建议不应以祖先曾经的居住地为确定门第等级的主要标准，他说：“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
——摘编自《魏书》
(1)根据材料一、指出作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概括其理由。(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在民族关系理念上的发展，并阐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进步作用。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和民族交融是重要的历史现象。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占人口输出区总数的1/2左右。其中，由秦、雍地区流出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1/3；从并州迁到冀、豫等州的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2/3。……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交融。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的主要特点。(2)依据材料二分析北魏时期民族交融的特点。
(3)结合所学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魏晋时期的少数民族祖先很早就与中原政权有接触。魏晋政权对内迁少数民族采取安置政策。朝廷在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管理本族人民的同时，也设机构进行管辖。自汉以来，内迁民族就已经“随所居郡县，而不输贡赋”，即内迁民族的百姓也作为编户齐民，各民族百姓受治于相同的法律，在判罚上有贵族、平民的差别
材料二 3世纪，日耳曼人利用罗马帝国衰落的机会，陆续进入罗马帝国。罗马人视日耳曼人为蛮族，罗马人按照约定提供钱物，双方各取所需，蛮族整体定居在帝国境内后，双方依然是两个独立的群体。蛮族首领实际上是独立的国王，同时保持着自己的政治传统，地方基本自治，多是原来习惯法的成文化。罗马人和蛮族人分别使用自己的法律，同罪不同罚。
——摘编自刘家和、刘林海《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等
(1)依据材料，指出魏晋政权和罗马帝国与内迁民族的关系有何不同。(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上述的不同对中国和西欧历史发展的影响。
材料 蜀汉政权之所以采取刚柔相济的“威德”型治边模式，一方面，是要安抚西南夷部落民众，建枸稳定的大后方秩序；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全国之力北伐讨魏。其中尚有“和戎”与“联吴”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四周众多分散力量连环互动的可能，从而采取了与之相关的宏观整体边防方略。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通过多年内政外务良性互动式的努力，不仅蜀地内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即后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尽管其主要的方法仍为羁縻，后人以为已开了土司制度的滥觞，可见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不能不称为善理边政的重要历史典范。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蜀汉边疆治理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蜀汉政权“威德”型治边模式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