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如图为1970年西安市南郊出土的“怀集庸调”银饼。银饼正面刻有铭文：“怀集县（属岭南道广州），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注；这是唐朝岭南道广州怀集百姓所纳庸调在上缴朝廷时，由地方官府折纳的银饼）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

材料：“两税法”树立了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上的新的里程碑。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不仅征税广度得到扩宽，且依据纳税人负税能力高低来征税，也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税收对象上“两税法”确立的“资产为宗”的计税原则，以后各代基本没有改变，整个趋势是财产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头税的比重越来越小……在税收形态上，其间实物税虽然一直存在着，但较之货币税已经变为次要角色……在税收结构上，抑商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淡。

——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载《税务研究》2015年03期）

史料一　“赋役之制……课户每丁租（田租）粟二石，其调（户税）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锦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无事（指国家无需征发力役）则收其庸（以纳绢、布代力役），每日三尺……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贵族官僚可免除力役）。”

——摘自《唐六典·尚书户部》

史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