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2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唐朝建立后，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成果，最突出的是汉族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朝的汉族⋯⋯其内涵更加丰富，因此才能够产生“华夷一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是，整个唐朝的发展历史也是曲折的，一方面是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和广度在向好的方面变化，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适应问题……整个唐代，唐朝在民族关系方面，主要是与突厥、吐蕃、回鹘、南诏国等民族政权发生着友好的交往、交流，同时也存在矛盾冲突。当然，这些民族政治力量控制的地区对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也并不是没有贡献。

——王文光、胡明《隋唐时期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作为意识形态界域中的四等人制，其总体精神的形成，首先是以二元的思维进行，将蒙古、色目人划分一元。汉族人(包括汉、南人)化为一元，不同的元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简单化的二元管理思维和二元现实集团，确保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元朝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民族如此众多，各个民族拥有不同的风俗习性，经济基础也各不相同，所以统治阶层只能客观地采用因俗而治的策略……实际上这种“四等人制”并无特别的民族分化倾向，主要反映的是元朝这一多民族统一国家建立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巍《蒙元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一   

——据邓小南等《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材料二

材料三   有学者指出，辽宋夏金元时期是由“小中国”向“大中国”转变的关键期。“小中国”指发源于中原农耕地带，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汉文化覆盖全部国家疆域作为理想目标，以“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作为统治模式的政权；“大中国”则指能对发源于汉地社会边缘的农耕——游牧交界地带的不同民族进行有效治理，并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政权。

——摘编自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

材料一   

材料二   余尝见枢密都承旨张诚一说，昔年（公元1075年）使北虏，因问耶律、萧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问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为谁邪？’其大臣对曰：‘莫如汉高祖’。又问：‘将相勋德孰为优？’对以萧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译云刘也。其后（皇后）亦锡（通“赐”）姓萧氏。”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

材料三   金太宗不但“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而且“分遣使者诸路劝农”。金熙宗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与民耕牧”，还将皇帝狩猎的“禁苑隙地分给百姓”。明昌四年（1193年），尚书省报告说：上京路诸县“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

——据漆侠乔幼梅《中国经济通史·辽金经济卷》

材料四   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举例

——据李崇兴《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