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
这次御前会议在中国史上是一座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史记》对这场（御前会议上）辩论是这样描写的：“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引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中央政府将全国领土划分为不同层级的行政管理区域，在各个区划内设置地方政府。……行政区划本来是地方政府的施政区域，到了宋代以后，已转变为中央官员的施政分区，中央集权制此时也达到巅峰状态。
——引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至元甲戌（1274年），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下车之日，立州县，均赋税；兴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污滥；明赏罚，恤孤贫。秉政六年，民情丕变，旧政一新，而民不知扰。……呜呼！云南于古为蜑獠之域，……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迄今吏治文化侔（等同）于中州，非圣化溥博，何以臻此！
——摘编自《云南志略·云南总叙》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地方“皆为郡县”的原因及其决策过程。结合所学，说明“这次御前会议在中国史上是一座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之理由。(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汉、唐、宋三朝“地方政府的施政区域”“转变为中央官员的施政分区”的表现，并概述元朝“行省云南”的意义。
材料 忽必烈即皇位后，循用蒙古国旧制，在北方创建驿站，灭亡南宋以后，在江南亦普设驿站，“盖以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全国总计约设驿站一千五百余处以上，构成一个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全国乃至境外的驿路交通网，“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有馆舍，顿则有供帐”。元朝规定各地运送物资要尽量使用驿站，如果运送大宗货物，要尽可能使用水站。宫廷人员办理皇室事务，一般也可以使用驿站，只偶尔受到限制。边疆地区驿骑往来，与内地无异。如辽阳行省共设120个水陆站，在黑龙江流域因地制宜地设置了15处狗站。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保持边疆驿道的畅通，遇有灾荒，由朝廷拨款赈济在驿站服役的站户，补买马、牛等供给驿站。尽管后来元朝设急递铺专门传递公文，以保证朝廷能迅速了解各地发生的紧急情况，并及时下达命令，但驿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发挥着远为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周良霄《元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元朝驿站的主要职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元朝驿传制度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便以蜀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微外”的西南夷。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发西南夷，并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公元前221年后，嬴政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延伸，直至郎州（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此外，嬴政还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了郡县，并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如《史记》中载：“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
——摘编自龚德全《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
材料二 自窝阔台至忽必烈，蒙古人先后灭亡了大理和南宋，建立元帝国，并在西南地区积极开疆拓土，开辟交通路线，如在云南地区新辟通达内地的要道。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西南边疆与内地并无很大区别，它既是赋税来源，也是对外扩张、交流的基地和门户。为管理西南，元政府迁移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在当地屯田，扩大矿藏的开采，至于蛮夷腹心之地，则“制兵屯旅以控扼之”。此外，元政府在委派行省大员的基础上，兼用土酋或宗教首领充任土官，统摄军民。土官虽世袭，但遇纠纷，仍要接受行省官员裁决。在教育上，元政府广开学校，并立文庙、塑孔子像，时人称为：“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在这一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仍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摩擦，而过重的赋税、兵役及边疆官吏的民族歧视、贪赃枉法等，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
——摘编自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经营西南地区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经营西南地区的特点。
材料一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如图）
材料二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功能，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三 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史学集刊》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主要措施。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元朝在地方实行怎样的制度以及该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始于元焉。 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人，诚万世之利也……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
——摘编自朱子彦《元代的南北海运》
材料二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1950年，政务院规定了制定新税则的六项基本原则：1.国内能大量生产或者暂时不能大量生产，但是将来有发展可能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在进口同样商品时，关税税率应当高于该项商品的成本与中国同样货品的成本之间的差额，以保护国家的民族生产。……3. 对于国内生产很少或者不能生产的生产设备、器材、工业原料、农业机械、粮食种籽、肥料等，实行低税率或者免征关税。……依据这些原则，1951年5月《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条例实施，这是我国近100年来第一次真正独立自主制定的关税法规。
——摘自黄天华《中国关税制度》
材料三 长期以来，海床洋底的法律地位是不明确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深海洋底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威胁与日俱增。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并决定于1973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在过程中，海底开发方式成为焦点问题。 海洋大国倾向于自由且独立地开发“区域”资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主张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进行管理，倾向于选择单一开发制。经过长达九年的协商，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就国际海底制度基本上达成协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了介于单一开发制与自由且独立地开发之间的平行开发制。作为原则，区域内的活动应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而且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摘编自鹿守本《海洋法律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列举元代漕运发展的交通条件，并简析“终元之世，海运不废”的动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关税政策制定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简析1951年《海关进出口税则》实施的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概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的原因，指出该公约在海底开发方面达成的共识。
材料一 汉代时期，匈奴一度占有整个漠北、河西及西域地区，严重威胁汉王朝的生存，同时阻断了汉王朝通过丝绸之路沟通域外。张骞出使西域后汉王朝于公元前121年，将匈奴势力赶出了河西地区。公元前101年，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胜利后，又在西域设置西域使者校尉，由其率领军队在今新疆轮台和库尔勒西南屯田，以供给和保护往来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后又设置“护部善以西校尉”，用以维护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
——摘编自孙玉琴《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材料二 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以前朝代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蕃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喇嘛教，尊喇嘛教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吐蕃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和发展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边疆治理的措施。
材料一 西汉时期，汉武帝先后三次发动了征讨匈奴的战争。公元前121年，汉军在河西之战大获全胜，将匈奴赶出了河西走廊，汉武帝遂将长城向西延……在汉长城的护卫下，敦煌以及河西全境免于匈奴和羌人的侵扰。沿着疏勒河一路向西的汉长城既是汉朝经营和开拓西城的前哨，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保障线。
——摘编自秦川、安秋《汉长城：丝绸之路的钢铁臂膀》
材料二 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以前朝代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士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蕃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喇嘛教，尊喇嘛教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吐蕃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巩固边疆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边疆治理措施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行省是其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对于乌尔第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乌尔第三王朝将地方区划为：核心区、边远区、附属国。其中，核心区和边远区一同构成了乌尔第三王朝的行省单位，分别称为内省和外省，即行省的“二元制”结构。内省、外省统治主要有三个区别：一、地理位置不同。内省一般位于王朝的核心区域，主要是围绕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下游的区域，北起西帕尔城、南至乌尔城（今伊拉克南部）；而外省主要位于底格里斯河中上游，北起阿淑尔城、南至埃兰的阿丹顿城（今伊朗西南部）。二、赋税种类不同。内省向中央政府缴纳或接收“巴拉”税（巴拉意为“交换、轮流”）；而外省向中央政府缴纳“古恩”税（意为“地区赋税”）。三、行省长官不同。内省由总督负责行政事务，由将军负责军事事务，由国王任命；而外省一般由官员统筹负责军政事务。
——刘昌玉《乌尔第三王朝行省制度探析》
材料二 元代行省是元朝地方的最高级行政机构，其设置各有目的，诸如防卫祖宗之地，防范叛乱以及把握财税重地等。行省长官总揽一省的政事、军务、司法等各项工作。除了领置行省下属的路（府、州）和县（州）两级政权机构和宣慰司、宣抚司的重大行政事务外，还有权“处理境内官吏迁转，考核和刑事诉讼等政刑之事；掌管境内甲兵、镇戍军队等军国重事；掌管境内农桑、水利、漕运和赋税征收等经济事宜。”可见，行中书省长官以一人兼有行政、经济、军事大权。
——李俊刚《元朝行省制度及其渊源略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乌尔第三王朝行省与元朝行省制度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乌尔第三王朝与元朝行省制的共同作用。
史料一 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
——（明）宋濂等《元史·志第四十一》
史料二 元朝行省划界原则，一改前代以山川形便为主的做法，明确以犬牙交错为主导。腹里乃中书省的直辖区，地近京畿，位置重要。
为了打破太行山之险，让腹里地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合并山东、山西、河北、蒙古等地。为了打破南岭之险，采取南北纵切的方法，让湖广行省越过南岭而有广西之地，又使江西行省跨过南岭而有广东之地。
——摘编自范红军《元代设行省如何加强了中央集权》
[探究]
(1)根据史料一，概括指出元朝行省的主要职能，并概括行省在设置上的变化。
(2)根据史料二，分析元朝行省划界的原则，并分析其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