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初年，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传入中国福建地区，并迅速在江南地区推广。南宋时，山地丘陵修梯田，沿江滨湖筑围田。今江苏南部刈（收割）麦种禾（水稻），一岁再熟。

——沈学年《多熟种植》

材料二   宋元时代纸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虽然两宋的版图比汉唐小了不少，但国家终于统一了。虽然北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两宋时代国内经济的繁荣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四大蒙古汗国更是横跨亚欧大陆，为大规模、远距离的商业流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李保均《商业流通革命》

材料三   两汉时期，门第观念由宽松到严格，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婚姻的滥觞。宋代，“庸耕不敢姻士大夫”的状况松动，“婚姻不问阀阅”的状况逐渐形成。豪强地主可能“朝为富室，暮为穷民”；高级官吏抑或是名门大族，也可能“家世零替”。贫民因此有了改变生活处境的可能性：“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

——本书编写组《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史简编》

材料   元代司农司的设立

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旨“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司农司成为元政府最高农业管理机构，其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有些材料记载司农司还负责掌管“随路断没财产、人口、孳畜、屯田、供储”等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司农司成立之后，即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该《条画》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是劝农使和各处监管农事的官员的工作手册。《条画》还有“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之类的内容规定。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延佑五年（1318年）又刊印《栽桑浅说》千份。

—摘编自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

一片树叶的故事：唐宋时期江西的茶业经济

材料一   由唐至宋，茶业经济崛起，饮茶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江西是利用茶较早的省份，早在东汉，庐山便有寺僧采制野茶。唐、宋是江西茶业发展的盛期，产茶县达50余个。年产茶亦相当可观，茶叶贸易兴旺，浮梁县就是有名的茶贸市场。江西的年收茶课银达15万贯，占全国四分之一。

——据黄积安《江西茶叶历史与现状》

材料二   江西的经济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到了宋代，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江西的茶叶生产有了进一步提升，呈现数量巨大、种植地更广、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特点。茶叶生产逐渐呈现商品化的趋势，成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周荃《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下的唐宋江西茶业经济》

材料三   历史学家费尔南认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茶叶是唐宋时期种植的最为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业经济既是唐宋社会农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又反过来引起整个社会的新的变化和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茶叶和唐宋经济》

材料宋代皇帝都喜欢饮茶，并常将北苑（属福建）进贡的建茶赏赐给皇亲贵族、近臣与功臣。这一时期，比试茶品高低的斗茶风气盛行，经过丁谓、蔡襄等士大夫的倡导，逐渐传播到上层社会，最终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当时以福建建州为中心烧制出的各种瓷器称“建盏”。宋初，当地一些窑工技师在黑釉盏中有意加点白釉烧造而成的“鹧鸪斑”，是当时生产工艺中的新技术，“点试茶家珍之”。此外还有兔毫盏、油滴盏等种类，仅宋代建阳水吉一带就有龙窑99条，其窑炉的长度短则几十米，长则百余米，一窑的装烧量最高可达十万余件。

——摘编自杨静《宋代建茶的崛起与茶文化兴盛关系探论》

材料   宋王室的南迁直接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上到王权皇贵下到商家农户，前后达数百万之多。南北饮食习惯的不同，北人开始大量种麦，人口的骤增，小麦供不应求，利益驱使南人也开始种麦，“一斛麦达万二千钱”。……宋朝经常颁布劝农种麦诏令，乾道八年（1172）九月壬申孝宗再次颁旨：今年是五谷丰登之年，趁着秋天的好收成，要让农民多做存储准备，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现在就要准备好种麦的事宜。孝宗皇帝为了彰显榜样的力量，亲自在宫中种植二麦，作为天下表率。……“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种麦可以使“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农户种植小麦可以不必交租，所有的收成都归自己所有，政府的这一农政规定，让农户的收益有所增加，国家的优惠政策和经济利益驱使之下，刺激了广大农民的种麦积极性。地方官也大多能秉承朝廷的旨意，认真推广种麦。

——摘编自《宋朝的农业土地持续发展的管理思想-南方种麦、推广稻麦两熟制》

材料一   在宋代各类民事诉讼案件中，以田讼最突出，其中扬州、淮南、福建等地邻里之间、族人之间、主客户之间等土地之争频发。自北宋初年起，官府就不断修订与田产相关的条法。南宋宁宗年间，有吕氏兄弟二人分户而立。弟死无嗣，其兄吕文定向官府讼告堂叔占据其弟田产。经审理，堂叔已实际购得该田产，但吕文定事先不知情。官府根据“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条法，判田产归吕文定所有。

——摘编自牛杰《宋代民众法律观念研究》等

材料二   中世纪的西欧庄园里，份地受让人须经庄园法庭将土地先“交还”给领主，再经领主“接纳”后才能取得土地。领主与份地受让人的约定条件、交换过程以及相关义务都载入庄园法庭的卷档中。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能随意交换和买卖，但领主也不能随意收回。在一个案件中，领主试图剥夺一个农民的某些土地，理由是农民超过了其有权持有的数量。该农民争辩说“此前一直根据习惯法持有几份地产，而无需特许状，也未受罚和受到指控”。庄园法庭审理的最后结果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直到达成更充分的协商”。

——摘编自肖培栋《浅析西欧中世纪农民对土地的合法占有权》等

材料一   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高昌国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的叠布（即棉布）借贷契约，借贷量达60匹之多。在197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51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在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对新发现的一处墓地发掘中，出土一件宽5厘米、长7.5厘米的棉布方巾，墓地年代属于魏晋前凉时期。

——摘编自新疆考古发掘简报等

材料二   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二十六年四月，“五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015斤和211223匹。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