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树叶的故事：唐宋时期江西的茶业经济

材料一   由唐至宋，茶业经济崛起，饮茶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江西是利用茶较早的省份，早在东汉，庐山便有寺僧采制野茶。唐、宋是江西茶业发展的盛期，产茶县达50余个。年产茶亦相当可观，茶叶贸易兴旺，浮梁县就是有名的茶贸市场。江西的年收茶课银达15万贯，占全国四分之一。

——据黄积安《江西茶叶历史与现状》

材料二   江西的经济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到了宋代，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江西的茶叶生产有了进一步提升，呈现数量巨大、种植地更广、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特点。茶叶生产逐渐呈现商品化的趋势，成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周荃《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下的唐宋江西茶业经济》

材料三   历史学家费尔南认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茶叶是唐宋时期种植的最为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业经济既是唐宋社会农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又反过来引起整个社会的新的变化和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茶叶和唐宋经济》

材料一   在宋代各类民事诉讼案件中，以田讼最突出，其中扬州、淮南、福建等地邻里之间、族人之间、主客户之间等土地之争频发。自北宋初年起，官府就不断修订与田产相关的条法。南宋宁宗年间，有吕氏兄弟二人分户而立。弟死无嗣，其兄吕文定向官府讼告堂叔占据其弟田产。经审理，堂叔已实际购得该田产，但吕文定事先不知情。官府根据“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条法，判田产归吕文定所有。

——摘编自牛杰《宋代民众法律观念研究》等

材料二   中世纪的西欧庄园里，份地受让人须经庄园法庭将土地先“交还”给领主，再经领主“接纳”后才能取得土地。领主与份地受让人的约定条件、交换过程以及相关义务都载入庄园法庭的卷档中。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能随意交换和买卖，但领主也不能随意收回。在一个案件中，领主试图剥夺一个农民的某些土地，理由是农民超过了其有权持有的数量。该农民争辩说“此前一直根据习惯法持有几份地产，而无需特许状，也未受罚和受到指控”。庄园法庭审理的最后结果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直到达成更充分的协商”。

——摘编自肖培栋《浅析西欧中世纪农民对土地的合法占有权》等

材料一   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高昌国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的叠布（即棉布）借贷契约，借贷量达60匹之多。在197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51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在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对新发现的一处墓地发掘中，出土一件宽5厘米、长7.5厘米的棉布方巾，墓地年代属于魏晋前凉时期。

——摘编自新疆考古发掘简报等

材料二   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二十六年四月，“五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015斤和211223匹。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