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先秦到隋唐，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然而中唐安史之乱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北方经济区在战乱蹂躏等因素的影响下，发展速度明显放慢，而南方，人口激增，农业生产效率高，经济实力开始赶上并日渐超过北方。

——摘编自游彪《宋史》

材料二   宋代，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高于北方地区。南方水稻田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茶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南方成为造船、造纸、印刷、冶铸、织染等行业的重心所在，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北方，镇市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一片树叶的故事：唐宋时期江西的茶业经济

材料一   由唐至宋，茶业经济崛起，饮茶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江西是利用茶较早的省份，早在东汉，庐山便有寺僧采制野茶。唐、宋是江西茶业发展的盛期，产茶县达50余个。年产茶亦相当可观，茶叶贸易兴旺，浮梁县就是有名的茶贸市场。江西的年收茶课银达15万贯，占全国四分之一。

——据黄积安《江西茶叶历史与现状》

材料二   江西的经济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到了宋代，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江西的茶叶生产有了进一步提升，呈现数量巨大、种植地更广、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特点。茶叶生产逐渐呈现商品化的趋势，成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周荃《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下的唐宋江西茶业经济》

材料三   历史学家费尔南认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茶叶是唐宋时期种植的最为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业经济既是唐宋社会农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又反过来引起整个社会的新的变化和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茶叶和唐宋经济》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材料一   中国先秦时期的人口数量因统计资料缺乏而难得其详；到汉代，最高达到6千万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长期战乱而下降一半左右；唐代鼎盛时期，最高达到8千万左右；北宋末期（12世纪初），首次突破1亿大关。在古代，人口的增长和繁多，固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结果，主要的还是整体生产力、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的结果。除了人口数量，还要看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宋代通过科举等各种考试（包括“特奏名”恩赐等）而获得功名的人共有11万左右，目前可考者有4万多人。而参加各级考试的人数要多出几百倍。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也因此大大提高。岳飞虽然出身佃农，却从小就有机会练习弓枪、读书识字，成年后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武将才能。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发现的处摩崖石刻来看，山区牧羊人也有能识字写字者。南方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于北方。如福建路建州“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二   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从长时段对比来看，主要表现为：农业技术还属于古代经验型，这个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广大农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亲自体验、外在观察、经验积累的结果。农具小型化趋势，宋代中原内地的牛马牧养业明显萎缩倒退。特别是耕牛的短缺，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都普遍存在畜力不足问题。畜力不足，就只能依靠人力。而人力不可能牵引、推动大型农具，人们只能竭力发展改进小型农具。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局部萎缩，学者漆侠的论文已论述宋代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及其所导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这里再补充如下：由于战乱和水灾等，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末五代宋金时期发展迟缓，开封市以南许多地区甚至长期荒芜。粮食生产供不应求、南粮北运问题，成为长期制约北方生存与发展的一大难题。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   宋王室的南迁直接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上到王权皇贵下到商家农户，前后达数百万之多。南北饮食习惯的不同，北人开始大量种麦，人口的骤增，小麦供不应求，利益驱使南人也开始种麦，“一斛麦达万二千钱”。……宋朝经常颁布劝农种麦诏令，乾道八年（1172）九月壬申孝宗再次颁旨：今年是五谷丰登之年，趁着秋天的好收成，要让农民多做存储准备，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现在就要准备好种麦的事宜。孝宗皇帝为了彰显榜样的力量，亲自在宫中种植二麦，作为天下表率。……“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种麦可以使“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农户种植小麦可以不必交租，所有的收成都归自己所有，政府的这一农政规定，让农户的收益有所增加，国家的优惠政策和经济利益驱使之下，刺激了广大农民的种麦积极性。地方官也大多能秉承朝廷的旨意，认真推广种麦。

——摘编自《宋朝的农业土地持续发展的管理思想-南方种麦、推广稻麦两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