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太学在政府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50人。汉成帝末年“增弟子员三千人”。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但政府遇到疑难问题时，博士也要提供咨询意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还要对儒家经典进行校勘、注释和传播。兼教学机构与国家考试机构于一身的太学，而且要鼓励青年自学，校外人员参加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王凌皓《汉代太学如何培养治国安邦之才》

材料二：唐末五代智璇等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因袭增拓”而成岳麓书院。南宋初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培养出了一大批当世的经世之才。朱熹自福建专程来访，并与张栻论学——史称“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饮池水立涸”。这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摘编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书院简介》

材料一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亲撰《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使程朱理学成为继孔孟以来的正统思想和钦定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在宋学中取得了独尊地位以后，理学家及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们因循守旧，反对任何革新，“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取得了垄断地位，朱熹所撰之《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一小部分欧洲人开启了与万历朝士人的对话，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不是明人信仰发生变化的唯一原因。信仰的动摇来自文化内部的压力：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的道德败坏、急速的商业化、社会等级的松动、边疆的军事危机、环境恶化。在这些条件下，一些人开始对过去确信不疑的东西产生动摇，并努力寻找理解世界的新途径，而这些往往是处江湖之远的思考。李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

材料

——摘编自郭素媛《三国演义诠释史论》、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

材料   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其实，两宋历史有其很不窝囊、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引以自豪的一面……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宋代弱而不贫。如果一定要说宋代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段时期内财政比较困难。有宋一代“革命”多。某些学者将宋代石炭即煤的广泛使用并运用于冶炼称为“煤铁革命”或“燃料革命”，其实质为能源革命；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称为“农业革命”；将城市面貌大改观，坊市制度的打破，商品交易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再受限制称为“商业革命”；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将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所引起的书籍逐渐普及称为“印刷革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用“革命”一词是否恰当，人们可以提出质疑。但很难否定宋代在不少领域的较大发展，有的领域甚至可以用“突飞猛进”一词来形容。积贫积弱之说实不可取。

——摘编自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

6 . 材料 耶律楚材，蒙古杰出的政治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1215年，蒙古大军攻占金朝燕京，受成吉思汗之邀投身蒙古。窝阔台汗即位后，对中原地区的管理出现蒙古“旧俗”和“汉法”之争，耶律楚材大力主张行“汉法”。他奏请设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任用汉人、女真人为课税使，赋税征收非常成功。随后窝阔台汗宣布设立中书省管理国政，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过去地方官军政大权独揽，耶律楚材奏请：地方行政长官专理民事，设万户府管理军事，课税所管赋税征收，而中央则总揽全局，成为一代定制。另外他还在全国立钞法，定均输，整理驿站等一系列政策，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摘编自常江《耶律楚材与元初统治》

材料一 　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现象，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到，宣告旧的坊市制度彻底崩溃…坊市合一使近代城市雏形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

--摘编自龙建国、廖美英《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材料二　1911年泰勒在其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专业分工、标准化、最优化等科学管理思想…1913年亨利•福特和他的手下引进了流水线生产方式，采取了汽车通用零部件的理念，使生产一部车的时间由14小时减少到1.5小时。T型轿车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是廉价家用轿车的原型。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由1900年的8000台增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2700万台^1914年福特宣布将工作在生产线上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天5美元，这几乎是当时美国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但是为亨利•福特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28年，一家报纸将福特称为“工业法西斯主义”，装配线上的工作是重复的和计件的，“你可能会摔死，但是他们不会停止生产线”。当生产线和以前一样发生周期性停产时，工人就会被解雇，而且没有任何补偿。福特在生产车间安置监工，动辄就会解雇那些稍有不满的工人。但是，福特的确生产出了廉价的汽车，而且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

--摘编自约翰•马克•法拉格等《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

材料一 唐代中期商业出现繁荣，一些原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城市，大多发展为商业中心。

由于首都长安的规模最大和最为繁荣，长安城外城共有108坊，这里主要是王侯将相大小官员的住宅，坊外围东西二市，店肆林立，排置有序，商品充足，行人鼎沸。由于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达，交通事业亦大大地发展起来，各大城市之间，特别是长安同各地都有宽阔的驿道。

材料二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有一个新的变化，当时的商业最为发达的是都城开封，到处是手工作坊，到处是商店，酒楼，茶馆，旅社，行商坐贾，人来车往，热闹非常。市场上的商品从金银器具到水产果品，应有尽有，街道上的营业，既有日市，也有夜市。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启良《中国文明史》

材料三   江春铺网阔，夜晚鬻蔬迟。子美犹如此，翻然不敢悲。传闻殊不定，銮辂几时还。俗易无常性，江清见老颜。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寨将来相问，儿童竞启关。

——（唐）郑谷《峡中寓止二首》

材料一： 宋初官学低迷不振，科举取士规模却日益扩大，书院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数量和规模大幅扩展。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书院大多采取师生同吃同住方式，朱熹、陆九渊等名师宿儒不仅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注重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引导。书院的大发展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其明辨通达的学风，促进了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

——陈胜利《弱宋——造极之世》

材料二： 讲学书院从明中叶起开始勃兴，一个重要原因是旧官学教育之衰弊。讲学书院最大的特点是自由讲学，而不是为了科举。讲学书院是历代学者传播思想、昌明学术之地，是新思想、新学术的孕育和诞生之地。书院的兴起还与王阳明创立心学以及阳明弟子传播心学的努力分不开，在20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将书院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

宋仁宗时朝廷下令允许民间向街开店。

北宋中期“坊市之名，多失标榜”。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二   780年，唐德宗下令“税天下茶……十取其一”，开始征收茶税。到793年，“税茶无虚岁”，“每岁得钱四十万贯”，成为定制。唐文宗、唐武宗时，禁止民间私卖茶叶。从唐到宋，饮茶变成广泛的社会需要。在南方，茶因不与水稻等粮食作物争夺地盘，能在丘陵山岗上生长，两宋时成为重要经济作物，既有私人占有的茶园，也有官府直接经营的茶园。王安石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也。”

964年，宋太祖下令在汴京、建安、汉阳和蕲口等地设置榷茶场，官府控制茶叶生产和买卖，规定“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鬻者”，据茶叶价值多少判罚杖刑和流放刑；主管官吏以官茶私自贸易者，价值五百文即流放二千里；贩卖私茶而被擒捕，就处以死刑。

宋太宗时，禁园户“毁败茶树”；禁鬻“伪茶”，贩卖一斤伪茶即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处死刑）”。

1077年，宋神宗开始在四川“卖茶博马”（用川茶博买西北诸族的马匹以扩充军马数量），历史上的“茶马法”从这一年开始实行。

——漆侠著，《宋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