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康熙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康熙对明太祖褒扬有加，六次南巡中有五次亲奠其陵，并作祭文：“维帝天锡勇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鸿谟伟烈，前代莫伦。”且毫不讳言，以其所创制度为自己施政的重要蓝本。相形之下，康熙眼中的明末诸帝则完全是另外一副形象，怠惰、奢靡、庸懦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明朝君主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形象清晰地显示出康熙在评论明朝政治得失时所采用的颂扬与批判的双重话语。将其置于清初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虑，我们不难体会到它所包含的意蕴。推崇明初诸帝，既是康熙尊重汉人礼仪秩序的最好表达，也是在向汉人宣示大清是继明朝之后的唯一正统；而对明末皇帝的批判则无异于向汉人指明明朝的亡国是咎由自取的结果。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摘编自刘志刚《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

材料 郑成功去世后，郑经袭承王位，他声称：“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背叛了其父的立场。清政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郑经进行了多次谈判，并作出过重大的让步，但郑经在其要求得到满足后，却一再横生枝节，制造新的障碍。郑经倒行逆施，参加了三藩之乱，给两岸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致其众叛亲离。康熙亲政前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对台湾采取招抚政策，善待郑氏归诚者。施琅向康熙密陈攻台方略，分析攻台的重要性，从选将、练兵、筹饷、制器、造船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办法，又从守土、赋税、边防、后患等方面深入分析，得到皇帝的赞赏。郑经去逝后，台湾内部纷争不断，加之干旱等原因，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平定三藩之乱后，大陆社会安定繁荣，康熙帝得知郑经病逝的消息，即命施琅为水师提督，姚启圣督运粮饷，武力攻台。膨湖之战后，军前议和，郑克塽投降。台湾解放后，清廷大臣对台湾的弃留，有明显的分歧，关键时刻，康熙帝一锤定音：“台湾弃留，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归福建管辖，结束了台湾长期孤悬海外的局面。

——摘编自王政尧《简论清初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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