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多民族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国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其核心是华夷观，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华夷共祖”“华夷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部华夏文化与蛮夷戎狄的文化不断融合，华夏集团不断吸收消化蛮夷戎狄，使蛮夷戎狄不断进入华夏集团从而使中国和中华民族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史。“华夷”虽有二元的含义，但“华夷”本身即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先秦时期华夏族被简称为“华”，“华”之外的民族群体在很多情况下被泛称为“蛮夷戎狄”，两者共同生存发展于夏商周疆域之内。“蛮夷戎狄”仅仅是一种文化分类，并没有民族歧视含义。

——摘编自王柯《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材料二   司马迁创造性地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唐太宗提出了“夷狄亦人，以德治之，可使如一家”的观点，还打破“华夷”界限，认为：“自舌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爱之如一”的思想就是“华夷一体”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编自王文光、马宜果《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三   王文光学者认为古代华夷观反映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其产生的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段超学者认为古代华夷观不仅推动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王文光、马宜果《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后，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经济体系与制度。唐律中，对于基层组织负责户籍与人口控制的规定非常明确，若发生脱漏户口之类的事情，里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均田制下的农民若在户口申报、农桑生产和完纳赋役等方面存在非法或违规的行为，首先要由乡村基层组织进行检察、核实、上报有司并加以纠正。此外，《唐律疏议》中可以见到较多关于里正负责催驱赋役的条款。如“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则要处理各级责任人，包括里正在内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也难逃其咎。唐代法律还规定了乡村里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确保土地还授能够正常进行，对生产过程予以强制干预。

——摘编自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西南地区土司的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一般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大体上与“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相符。弥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街暑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司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它使得当地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土司制的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来增强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但土司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

——摘编自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