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ニ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材料一   元代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大批汉人被流放到黑龙江的奴尔干城一带；并在蒙古地区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屯田，在漠北蒙古设岭北行省，调动大批蒙古人、汉人、南人在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梅海等地屯田6万多亩；在云南（原大理国属地）设云南行省，汉人张立道做劝农使时，“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并介绍内地养蚕植桑的经验。

——摘编自齐涛《古代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雍正帝为进一步巩固对广大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推行一系列开发政策。雍正帝在灵活处理土司、土官问题后派遣了一批忠诚、廉明、吃苦的流官以安定局面。针对土税繁多且杂乱的现象，雍正采取轻收、划一赋税，按内地“摊丁入亩”征收。雍正还在西南地区丈量土地、鼓励开垦，对大量无主荒地或生荒地，发给牛种、给予银两、分给房屋，鼓励垦种。官府在改流区发展水利、设置水利专官，开发水路交通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清廷在苗区组织苗民修筑公路，北达四川，东入贵州。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普遍开设学校，批准各州县科举之名额。

——摘编自启智《清史通鉴》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成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一 最早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用西方史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史进行“古代—中世纪—近世”的时期划分，认为中国的“中世纪”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而中唐到北宋则是一个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载体制的过渡阶段。所谓君主独裁，就是把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并通过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来展现这种权力。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近世”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迄今仍有很多历史学者将唐朝的三省制视作较为合理的官僚制度，但内藤将其理解为贵族制度，即体现了贵族力量和君权的妥协，按照皇帝意旨由中书省写下来的诏书，门下省有权审阅、驳斥，因此门下省就代表了贵族的意志。

——摘自陆扬《唐宋变革论错在哪？》

材料二   内藤湖南认为，在中央的官制方面，“唐代宰相都出自贵族阶级，存在着一旦他们得到位置，即使天子也无法任意动摇其权力的惯性”。但是在宋代，以北宋寇准、丁谓和南宋贾似道为例，“一旦失去天子的背景，一下子就会变成一个匹夫”。“唐代的科举，其方法依然是贵族式的，这也是到了宋代王安石时期再为之一变。”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国近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