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在王权承认的“合法性”范围内偷运西学之果，康有为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地从“奉天承运”“圣人之作”的传统象征系统内拾取古已有之的变化之道。……尽管康有为之变法理论似乎处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敢逾越古典圣贤所订准绳，但言行举止中却不时透露出叛逆色彩。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二   以人文思想为主的科学传播者，系统展示了科学精神对文化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通过彰显科学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了激进的批判态度，“打倒孔家店”一度成为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革新的口号。通过推崇理性和实证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扫除了大量玄学迷信的鬼话，有力推进了民众心智的启蒙。而科学推崇说服而非压服的精神，又为国人解决政治中的分歧提供了一个范例，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焱、郝苑《科学精神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

材料一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天文、历法、物理等应用科学技术。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知识，而这又是崇祯、康熙等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与此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东渐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但它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已开始了碰撞。

——摘编自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再次进入中国。从“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再到“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西书、著书介绍、兴办新式教育、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郑大华《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