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已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对“华夷之辨”观念的突破，第二次是对“道”“器”观念的突破，第三次则是对传统文化束缚的突破……由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花了34年的时间，第二次思想解放到第三次思想解放又花了20年的时间，使得中国人民无力确立自己的独立道路，中华民族第一次腾飞的机会彻底丧失了。

——摘编自张玉福《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进程及启示》

材料：1922年上海《申报》创刊50周年，报馆借机延请各界名人对最近50年世界及中国的变化进行一次总结，梁启超应邀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的文章。

梁启超把近五十年的中国人的进步历史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